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从这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应该承认,总有优点和缺点”。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2]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待外国经验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任何时候,对待任何国家都应该坚持这一原则。 应该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苏联的经验而言的。他在另一处曾说过:“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学苏联。”[3]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我们作为后来者,“以俄为师”是十分自然的事。对待苏联的经验,在建国初期曾经有过一概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论十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这一倾向提出的,“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反对照搬苏联模式,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与此同时,针对苏共20大以后出现的以全盘否定斯大林为特点的国际范围内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又充分肯定了苏联经验的基本方面,强调苏联经验中“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4]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世界上一片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之声的今天,毛泽东同志这种对苏联经验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全面地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和问题 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这是对待苏联经验的前提。道理很简单: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那么就应该否定苏联的经验,主要把它当作“反面教员”;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就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那么就应该主要学习苏联成功的经验(当然也要结合中国实际来学习),同时从苏联失败的经验(这是局部的)中汲取教训。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美化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倾向,好像“一搞社会主义就一点缺点也没有了。”1956年以后一段时间,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影响下,一些人跟着风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尺”,出现了一股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潮,仿佛苏联一无是处了。这两种想法,显然都是错误的。 针对这两种片面性,尤其是针对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胜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5] 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分清主流和支流,肯定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符合实际的。这种分析,在当时曾有力地抗击了国际上的反共反苏浪潮,加强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意义不可低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又从反面证明了这种分析的重要性。这些国家的敌对势力,包括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是以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实践为出发点,制造动乱,进而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新修正主义分子,继承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衣钵,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提出,共产党不仅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罪的,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专制的”制度,是“历史的错误”。可以说,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是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从而为自我垮台创造了条件。可见,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 总起来看,应该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完全予以肯定,从而照搬苏联模式,这是错误的,这种倾向过去曾经有过,但今天已经没有了;完全予以否定,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这也是错误的,而这种倾向今天却是极为普遍存在的。后者的危害,在苏东剧变中已充分显示出来了。 不能不看到,在苏联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形势下,国内有人在研究苏联演变的原因和教训时,也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态度。例如,经常听到有人说,苏联之所以发生演变,就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或者扩而大之,认为是社会主义没有搞好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至少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所造成的。且不论这一论断并不符合实际,因为决不能笼统地说苏联经济没有搞好,也决不能笼统地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失败的。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论断会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因为按照这种说法,苏联演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对苏联发生演变负有历史责任的,不是搞“和平演变”的帝国主义势力,也不是党内搞修正主义的戈尔巴乔夫之流,而要由斯大林,甚至列宁承担;既然如此,苏联演变是“摆脱了历史性错误”的“进步现象”。这正是资产阶级学者在分析苏联演变问题时惯用的逻辑和常见的结论,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