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兄皇子（亦称葛城皇子）是大化革新的推行者，亲手建立了日本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体制，也可称之为大化体制。661年，中大兄以太子身份总揽朝政，名曰“称制”。7年后正式继承皇位，称为天智天皇。包括“称制”在内，天智天皇共在位10年。在其在位的第三年，即664年（阴历甲子），为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采取了几项改革措施，史称甲子改革。大化革新与甲子改革的推行者同为天智天皇，但两者的内容却明显相左，加上甲子改革的记载简单，便引起学者们的猜测和争论。本文仅就甲子改革对大化体制的作用进行一点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同行。 一、以退求进的战略选择 任何一个稍有作为的政治家都会根据各种社会条件的变化，及时地、适当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天智天皇的甲子改革，正是如此。 “三年春二月己卯朔丁亥，天皇命大皇弟宣增换冠位阶名及氏上、民部、家部等事。其冠有二十六阶，大织、小织、大缝、小缝、大紫、小紫、大锦上、大锦中、大锦下、小锦上、小锦中、小锦下、大山上、大山中、大山下、小山上、小山中、小山下、大乙上、大乙中、大乙下、小乙上、小乙中、小乙下、大建、小建，是为二十六阶焉。改前华曰锦，从锦至乙，加六阶，又加换前初位一阶，为大建、小建二阶，以此为异，余并依前。其大氏之氏上赐大刀，小氏之氏上赐小刀，其伴造等氏上，赐干楯、弓矢。亦定其民部、家部”。[1]这就是甲子改革的全部内容。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甲子改革共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将冠位增至二十六阶；二是明确氏上的特权身份；三是承认贵族的“民部”、“家部”。这三项措施与大化革新的内容，从形式上看明显地相抵触，但如将其做一下具体地、深入地分析，便可认识天智天皇的战略目的及其社会作用。 在甲子改革的三项措施中，有两项是与大化革新的内容明显相悖的。首先是以赐“大刀”、“小刀”、“弓矢”的方式，肯定“氏上”的贵族身份，与大化革新中“改去旧制，新设百官及著位价，以官位叙”，[2]废除氏姓贵族官僚体制的作法，是相抵触的。认为这种向氏上赐刀、弓的方式，“并没有实际含义，只不过是给某些效忠新政权的豪族一种荣誉称呼罢了”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除了这种赏赐荣誉的表示外，并无任何职务的委任和权力的让度。然而，这种赏赐荣誉，与对其地位的认可是不无关系的。因为在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荣与贵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甲子改革后的第五年，大化革新的功臣中臣镰足被授予大织冠位，同时任大臣职，赐姓藤原，死后赐金香炉。可谓荣贵盈门。这虽然是对大化革新有功之臣的肯定，但也反映出荣与贵的一致。其次是承认贵族的“民部”、“家部”，对大化革新中罢“子代之民，处处屯仓”，“部曲之民，处处田庄”，废黜部民制，实行班田制的作法，无疑是一种否定。但又必须注意的是，甲子改革中并未提及将已归国家所有的部民和土地返还给贵族，只是承认贵族尚未归公的部民和土地停止归出，仍为私有。这虽在并未全盘打破业已形成的“公地”“公民”体制，也是以部分地否定这一原则为代价，对贵族的利益给予某种保护。这种对贵族做出的有限度的妥协，无疑对缓解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求得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两项改革措施，与大化革新相比，如果说是一种退却选择的话，而将冠位增至二十六阶，就应视为一种前进的举措。因为早在圣德太子推行的推古改革中，就确定了冠位十二阶，大化革新中增至十三阶，甲子改革再将其增加一倍。这种增加阶位的作法，使得封建官僚体制更加严密，从而进一步提高天皇的地位，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这正是推古改革、尤其大化革新的宗旨。因为增加阶位，再按新的阶位制适当调整贵族地位，便可以对天皇的中央集权体制忠诚与贡献的标准，把贵族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新排列，这就既显示了天皇权力的至高无上，又加强了天皇对贵族的控制，防止了大化革新前那种“豪强暴虐，不拢皇风”，“尽灭天宗，将倾日位”局面的重演。与此同时，天智天皇又集中以中臣镰足为首的一批硕学之士，将大化革新以来发布的诏书，整理编纂为法典，史称《近江令》。它虽然是参照唐令编写的，却是以法律手段肯定了大化革新的成果，明确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从根本上否定了氏姓贵族奴隶主专政的政治体制。 二、诸多因素的综合产物 甲子改革中的进退选择，是当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是内政外交危机的冲击和压力，而天智天皇的个人素质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由于大化体制否定了氏姓贵族奴隶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引起了部分氏姓贵族的强烈不满，导致一系政治事件的发生。645年（阴）九月，曾与大化革新中除掉的苏我入鹿关系密切的古人皇子勾结的贵族谋反，朝廷“将兵若干”[3]才予以平息。647年（阴）十二月，大化革新的推行者中大兄的住处突然发生火灾，“时人大惊怪”[4]。648年（阴）四月，朝廷决定“罢古冠”，实行新的冠位制，而“左右大臣犹著古冠”，[5]以示抵制。649年，大化革新的功臣苏我石川麻吕被诬告为图谋陷害中大兄皇子，他被迫“自经而死，妻子殉死者八人”，[6]遭灭门之灾。当然这些事件未必完全与大化体制的废续有直接关系，但与贵族对待大化体制的态度肯定会有某些错综复杂的联系，反映出大化革新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 国际形势的变化，也给日本统治集团带来新的压力。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之间的激烈角逐中，新罗的武烈王与中国的唐王朝结盟，以对抗百济和高句丽。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武烈王请求唐朝出兵共伐百济。660年，唐玄宗派大将军苏定方率军十三万入朝，大败百济军。百济遂遣使求助于日本。日本对新罗于6世纪中叶兼并其在南部朝鲜长期经营的任那府，久怀敌意，便借此机会出兵朝鲜。663年8月，日军与唐、新联军在白村江口会战。由于日本将领和百济王错误地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草率地以“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唐、新联军“左右夹船绕战”，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7]，兵败朝鲜，撤回日本。为了防止唐、新联军进攻日本本土，天智天皇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先后修建了西起对马、壹岐，东至大和的高安城的四道防线。军事上的惨败，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内政。当然对大化革新不满的贵族，也会乘此机会向朝廷发难。于是，甲子改革便应运而生了。正如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连西国全体防卫都要奔走的天智朝廷，产生了与大化时代无法比拟的危机感”，以此为背景，“向律令国家体制转变”的“甲子改革”[8]才得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