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举兴兵之前，首先要准备好粮草。即使在和平时期后勤工作也不能停顿。这是国家大事，存亡之道。因此，古代的著名军事思想家，在这方面都有很多论述，以下略作评议。 一、耕战合一思想 耕战合一或兵农合一的思想，主要产生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国家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古代中国和希腊、罗马的军事思想中，这种耕战合一的思想最为浓厚。就中国来说，从姜太公到管仲、商鞅，无不赞赏并推行耕战合一的政策。他们把行政区划与兵役制统一起来[1]，战时则吾农即吾兵；平时则吾兵即吾农。管仲还进而提出工具与战具通用的思想。例如把“铫耨”当作“剑戟”，把“被蓑”当作“铠鑐”，把“菹笠”当作“盾橹”。（《管子·禁藏》）这种工具与战具一致的思想具有中国的特色。古代希腊的军事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色诺芬[2]在他的《经济论》中，盛赞波斯的耕战合一、耕战并重政策。在这里他通过苏格拉底和克利托布勒斯的对话形式写道：管理农民与军队的职责分别交由两种官吏负责：一种官吏掌管农民；另一种官吏指挥军队。如果指挥军队的官吏没有保卫好国家，则农业管理人就谴责指挥官说，“居民由于缺乏保护不能耕种土地。”反之，如果农业管理人使土地荒芜而人口稀少，指挥官就谴责他们，“如果土地耕种得不好，就不能维持军队的开支，也不能交纳贡物。”在有总督的地方，总督同时抓这两项工作。在这里，表露了色诺芬的耕战并重思想，两者互为利用，缺一不可。“如果没有人保卫土地，耕种多少亩土地都是没用的”；反之，“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帮助，即使是勇敢的军人也无法生活。”农业不仅可为军队提供大量的税收和贡物，而且能为军队训练出“身体灵活”、善于跑步、投掷和跳高的战士。 古罗马的军事思想家维该提阿斯也同样重视农民出身的战士。他认为“农民更适于军事”。因此他说：在招募新兵时，宁取来自于农村的人民，也不要市民。因为农民吃苦耐劳。如果兵源不足必须从市民中招募新兵，则应教他们劳动、跑步或搬运重物；使他们习惯于日晒、风吹以及粗茶淡饭的生活，并能在露天或简陋的帐幕下宿营。维该提阿斯特别重视士兵的劳动习惯和严格的训练。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军队因劳动而兴旺，因游手好闲而衰弱”。 二、“国家七要素”说 “国家七要素”说的是古代印度政治军事家考底利耶的治国安邦策。考氏在其《政事论》[3]中，把国家概括为由君主、大臣、农村、卫城、国库、军队和同盟七要素构成的统一体。(6·1)这七要素，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都与后勤有关。国库是军费的来源；农村是生产、税收和兵的源泉；卫城是国防的据点，因此，农村、卫城、国库和军队这四者都直接与军事后勤有关，并在国王及其助手大臣的指挥下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依赖。“军队植根于国库，如果国库匮乏，军队则倒向敌人或杀害国王。”(8·1)这就是说，没有国库也就没有军队。反之，考氏说：“如果缺乏军队，则国库肯定丧失。”(8·1)卫城、国库和军队这三要素都依赖农村，没有农村的生产、税收和人力，就没有国库的财富、军队的来源和给养以及卫城的供应。所以说，这三要素都“在农村中有它们的源泉。”(8·1)卫城是国库的所在地、军队的防卫中心，也是农村人民的“避难所”(8·1)。因此，卫城对国库、军队和农村也是不可缺少的。七要素中的同盟要素，也与后勤有关。同盟的支援（包括人力和物力）是国家后勤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所谓“同盟后勤”。在考氏的“国家七要素”说中，把政治、经济和国防后勤融合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表现了古代印度军事思想的特点。 在考氏的“国家七要素”说中，虽然也提到农村和军队的密切关系，但没有提出耕战合一的理论。这与古代印度的等级制（种姓制）有关。在古代印度有一个专门从事军事的武士等级，有关战事主要由他们承担。考氏在讲到军队时也说，军队“大多为刹帝利出身”。(6·1)农民等级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参与战事。对此，阿里安有如下的报道：“农民是印度人数最多的一个等级。他们不使用武器，不打仗，只管种地……往往有这样的情景：一边有些人正在打仗，正在砍杀前来的对手；而他们身边的农民却在平平安安地耕地、摘菜、摇果树或收庄稼。”[4]阿里安的记载反映了古代印度军事制度的特点。 三、徙民实边 徙民实边，是国防后勤的重大决策。中国秦代就实行过这种政策。迁徙到边区的移民，开荒垦田，使边防驻军有了可靠的补给来源，从而对巩固国防起了重大作用。在考底利耶的《政事论》(2·1)中所提出的建立移民村的构想，很像是一种“徙民实边”政策。据记载，这种移民村建立在中心区以外的人烟稀少的边区，或新建，或在旧的村落废墟上重建。新的移民，按他的设想，应有首陀罗农民组成，每村不少于一百家，不多于五百家。这里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耕种者向国家纳税。在十个这样村落的中心设立一个小堡垒，在二百个、四百个和八百个村落的中心，分别设立规模依次增大的堡垒。这些大大小小的堡垒，既是防御的要塞，又是征税机构所在地，形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和征税网。就整个移民村来说，它是一种生产、税收和国防一体化的新村。考氏所提出的这种移民村的构想，可能和汉代晁错所主张的徙民实边的构想一样，是纸上谈兵。但这种思想或建议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 四、广积粮、高筑墙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明代朱升向朱元璋献策时所说的三句箴言。前两句作为军事后勤建设和保障，是自古兵家所最关注的问题。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在战争期间，军队没有粮食是无法作战的，因此，必需广积粮。古罗马的共和派首领喀西约说：“粮食的供应是人数众多的军队里的主要困难。”[5]无论是进攻和防守，都需要足够的粮食。古罗马的军事思想家维该提阿斯全面地列举了城堡驻军所应贮备的各种给养（包括粮食和水）和作战器材。军需贮备除了粮食物质而外，还需要足够的军费，没有钱是不能进行战争的。喀西约在向士兵的演说中说：“金钱是战争的命脉”[6]。这句话讲到了问题的本质。有钱就有了一切，它可以转化为粮，也可以转化为其他各种军事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