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联合运动中，联邦德国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西欧联合的主要推动者和积极参加者之一。早在西德国家成立之前，西德主要资产阶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在其成立后通过的纲领中，就有主张欧洲联合的内容。[1]1949年西德基本法第24条规定了将部分主权转让给国际机构的可能性。1950年7月，西德联邦议院通过了一项主张欧洲联合的决议，要求根据西德基本法第24条，缔结欧洲联盟公约，以建立“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的超国家联盟机构”，并使之具有必要的权力，以达到欧洲的经济统一，共同的外交政策，各国人民权利平等等目标。[2]从实际行动来看，战后西德也确是主张西欧联合最为积极的推动者和参加者。
西德积极推动和参加西欧联合，有着深刻的原因和动机。主张联合在战后的西欧普遍兴起，各国的动机却是有同有异的。有的侧重于以欧洲联合来戒备德国，寻求解决德国问题的途径。有的则以抗苏为主要动机。而更长远的考虑则是以联合来加速欧洲的复兴，重振西欧昔日在世界上的雄风。作为西欧主要国家之一的西德，其对于西欧联合的考虑与各国相比，也有鲜明的特点，既是西德所处客观环境使然，也是阿登纳等政治家反思历史，总结教训，审时度势而作出的选择，这里主要结合《阿登纳回忆录》来进行一些粗略的分析。
首先，阿登纳及其他西德的政治家，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之下，面对着美苏两强的崛起，以及它们控制欧洲和争夺霸权的事实，欧洲的单个的民族国家已难以重振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发挥自己的影响。这种观点在欧洲战后是相当广泛存在的，但是作为一个战败和国际地位丧失殆尽的国家，德国的感受无疑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在阿登纳回忆录中，他多处谈到关于欧洲单个的民族国家在当代世界上没有前途的问题，他说：“一个欧洲国家的经济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永葆健康的，因为单独一个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范围本身是太小了，……是不能单独地在世界经济或世界政治中起作用的。只有合并为一个共同的欧洲经济区域，才能使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经济地区进行竞争，并保持这种竞争能力。”“只有欧洲联成一体，我们欧洲人才能使我们在几个世纪中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财富，即欧洲的思想、西方的思想和基督教的思想重新发扬光大，并且重新给欧洲国家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占有一个席位。”[3]他还进一步提出通过联合而使西欧在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世界上发挥“第三种力量”的作用，以便“如果潜在的分歧发展成为严重的紧张局势，在面临这种威胁时，为了维护和平，它可以在天平上投入自己的砝码。”[4]他甚至断言，在战后的条件下，“欧洲的民族国家有其过去，但没有未来。”[5]认为战后西欧单个国家难于有所作为，只有联合才能求生存发展，求重振欧洲的世界地位这一点上，阿登纳的思路与其他许多西欧国家的思路是一致的。
其次，阿登纳和西德许多政治家意识到，只有在西欧联合之中，才能实现德国的复兴，消除德国复兴的阻力。这种思考是具有深刻的根源的。阿登纳和许多其他欧洲政治家一样，经历过本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浩劫，他们在反思历史时，深深地感到，几个世纪以来形成和发展的欧洲民族国家至上的思想，由于走到了极端，也走向了反面，造成了欧洲自身的多次自相残杀和地位的衰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人心中的主权的民族国家的迷信偶象受到了严重冲击，传统的民族主义力量遭到削弱。[6]这种大战引起的欧洲人心理状态的变化，成为战后欧洲联合运动蓬勃兴起的重要的深层原因。德国并不例外。旧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达到其顶峰和极端，不仅在欧洲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已经名誉扫地，而且也给德意志民族自身带来了一次次的惨败。在寻求德国的民族复兴时，复活旧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是危险的，有害的，阿登纳曾一再表明他对于旧式民族主义的摒弃。他写道：“民族主义是欧洲的痼疾”，“过分狭隘的民族主义把欧洲带到了深渊的边缘”。德国人应成长起健康的民族感情。但应“摆脱他们早先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应重复“自杀性的民族绝对主义”。[7]他认为，走欧洲一体化联合的道路，才可能克服这种欧洲民族主义的不治之症，“把民族利己主义转变到大陆一级的范围”，“把欧洲人从他们狭隘的民族政治生活中引出来，置身于欧洲的广阔天地。”[8]他很担心德意志民族主义重走老路，曾对人说“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危险比人们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如果不把德国“拴在欧洲”，那就有可能重走旧路，导致灾难性的后果。[9]可见，阿登纳是把欧洲联合作为克服曾经给欧洲也给德国造成历史浩劫的旧式的、极端的、狭隘的欧洲民族主义，尤其是旧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一个途径，避免欧洲重走旧路，重蹈覆辙的保证之一。
另一方面，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似乎告诉人们，德国的复兴就是欧洲的战争和灾难。因此战后各国对德国的复兴，无不心怀疑惧。最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对于美国扶持西德的政策的多方阻挠，并顽强地推行其压制、分割和削弱德国的政策。直到东西方冷战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法国才修改政策，但仍对德国的复兴疑虑重重，设法加以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西德要谋求复兴，就必须坚决地摒弃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帜，而纳入欧洲联合的框架。西德在欧洲联合和一体化的框架中寻求恢复和发展，既可防止危害极大的德意志旧式民族主义，也可消除人们对德国重新为害的恐惧，建立起对德的信任，创造出有利于德国恢复和发展的外部环境，达到实际的德国民族利益和目标。阿登纳写道：“有必要寻求一条道路，它既能考虑到欧洲国家的安全需要，又能使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得以重建，经过这条道路，我们也将逐步地获得置身于世界各自由人民之中的平等地位。”[10]阿登纳所强调的原则是：不仅要做“好的德国人”，同时也要做“好的欧洲人”。他把自己的政府称作“温和的非民族主义的联邦政府”。这一点形成了战后德国许多政治家的共识。后来担任社会民主党领袖和联邦总理的维利·勃兰特在其回忆录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一个善良的德国人，不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善良的德国人知道，他不能放弃走向欧洲的决定。通过欧洲，德国才能恢复其本色，才能恢复其历史的建设力量。”[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