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美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支青年政治力量。这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先是对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如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和政治不平等，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呐喊。接着，他们对美国越南战争中的侵略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通过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这支青年政治力量吸引了众多的学生群众加入它的队伍，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激进色彩浓烈，它被美国新闻媒体描述成左派运动。又由于60年代的左派与美国30年代的左派有诸多区别，所以它被称作“新左派运动”。 一 新左派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头号强国。大战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刺激了各行各业的就业机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昌盛。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增加了250%。美国人在1960年的人均收入比1945年增加了35%，拥有私人轿车和“洋房”的家庭急剧上升。按当时3000至10000美元的标准，近乎60%的美国人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①a]。 丰富灿烂的物质文明对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慰藉，而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他们则面临着如何界定、概括战后美国社会特点的任务。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称它为“丰裕社会”，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尔把它叫做“高消费社会”，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给它起名为“后工业社会”。尽管三位学者在“社会”一词前的修饰词不同，但他们在肯定美国物质文明丰富这一点上是并行不悖的。换句话说，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物质极为“丰裕”，因而导致“高消费”。 显然，要使繁荣景象持续下去，现状必须维持下去，以确保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转。在这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发展和日益完善的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借助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实力，它们操纵着美国的经济命脉，决定着资源、财富和就业等方面的分配。对此，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评论道：“消除掉全美150家超级公司就能有效地破坏整个美国经济。”[②a]由此可见，50年代的美国繁荣是建立在垄断组织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 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控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公众兜售和灌输它们的价值观念。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威廉·怀特对此曾作过相当透彻的描述。他在《组织的人》一书中指出，随着生产组织的社会化，大多数美国人在大公司、大企业、大银行、大农场里供职。为了确保生活的稳定，他们把公司、企业、银行的利益放在高于个人或者家庭利益的位置，不仅效忠自己的公司，而且时刻按公司的要求检点自己的行为。“组织的人”没有质疑公司决策的权利，只能像被输入电脑程序里的软件一样听从摆布，任人指挥。久而久之，“组织的人”变得唯唯诺诺，安分守己，其身上的个人首创精神和个人自责感则渐渐相应地弱化，直至泯灭。 除了大工业社会严重地扭曲了人格和灵性以外，美国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也对美国人的自由人格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那时，麦卡锡及其追随者肆意迫害进步团体，残酷打击左派组织，恐吓和威逼思想活泼人士。一时间，火药味和恐怖感充溢美国政坛，迫使人们小心翼翼地说话，循规蹈矩地办事。尽管麦卡锡本人昙花一现，但麦卡锡主义对美国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恶劣。诚如美国史学家迪安·阿尔伯特森所指出的：“麦卡锡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短暂一幕的结果是：其一，它使得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父母们感到痛苦和怨恨，直至被吓得缄默无声；其二，它把自由派以外的人们导入懒于思考，只知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轨道。”[①b] 然而，事物的发展并非总是依照权贵们的意志进行的。首先，美国是一个民族繁杂、社会结构比较松散的多元化国家。在这个包容性相当强的文化氛围里，要人们按某一模式思维和行事往往是徒劳的。因此，“组织的人”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没有普遍意义。其次，大工业社会在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之际，也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如性格扭曲和理想失落等。这种情况促使一部分人寻找摆脱精神困惑的途径。第三，尽管大战后的美国国富民强，但它远没有消除贫困现象。在富裕的美国后面，存在着近20%的穷人——“自动化时代的穷人”[②b]。第四，在这惯以“最自由、最民主和最平等”标榜的国度里，直至60年代初仍存在着许多骇人听闻的种族歧视现象，黑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没有保障。第五，二战后进入高校的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富有抱负，愿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 上述这些因素——主观的与客观的、理性的与现实的、精神的与物质的——在社会其他矛盾的作用下，逐渐引发出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 二 新左派运动的催化剂——民权运动 催发新左派运动爆发的最主要因素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席卷全美的黑人民权运动。1955年之前，主要有两个黑人组织从事黑人民权斗争，一个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另一个是“全国都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来自黑人中产阶级。它们的指导思想是促进黑人早日溶入白人社会，斗争目标是帮助黑人挤入白人统治机构，斗争形式偏重于“合法斗争”。基于这些性质和特点，1955年之前的黑人民权斗争比较保守、温和。 1955年12月1日，这种软弱、温和、保守的黑人斗争局面被一位黑人女缝纫工给打破了。罗莎·帕克斯执意不向种族势力屈服的勇敢举动以及她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了广大黑人群众的钦佩和愤恨。在她的精神鼓舞下，许多黑人群众愤然“揭竿而起”，决心用大规模抵制乘车活动的方式向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发出警告：黑人群众以后不会像从前那样在非人性的种族势力面前忍气吞声了[③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