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在欧洲打响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立即庄严声明，美国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两周以后，威尔逊又再次呼吁美国人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保持不偏不倚”。在给驻各交战国使节的电文中，威尔逊强调：“不要表现出任何非中立的感情，语言文字都不行，甚至国务院也不能这样做。”[①]对于美国公众，威尔逊政府通过报纸、杂志和巡回演说等多种途径，进行了广泛的中立宣传活动。威尔逊政府还在交战双方中积极扮演了居中公正调停人的角色，竭力以调停促成妥协媾和。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大战初期的威尔逊政府同时允许国内资本家与交战双方保持密切的贸易联系，并严格禁止向交战国中任何一方提供任何性质的贷款。 总之，在大战初期，美国政府竭力标榜奉行“真正的中立”。威尔逊说：“每一位美国人的言行都要符合真正的中立精神，即对一切国家都保持不偏不倚、公允和友好。”“无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我们都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必须对我们的感情以及一切可能被解释为偏袒交战一方的交往加以抑制。”[②]这种不偏不倚的政策大约持续到1915年春。然而，揭开这一政策的外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十分准确地体现了大战初期美国统治阶级的扩张野心和利益需求。 一 20世纪初，美国与欧洲强列矛盾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这种复杂的矛盾纠葛，决定了威尔逊政府在大战初期不会立即倒向交战国中的某一方。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与欧洲列强间的矛盾都还没有立即发展为直接的公开对抗，而战争中任何一方获胜都将对美国不利，美国宁愿让欧洲永远分裂为两个势不两立、相互制约的对立集团。 就美国与协约国关系而论，且不说美国与英、法之间存在的重重矛盾，俄国也是美国潜在的重要竞争对手。就重视抑制潜在的竞争对手而言，美德矛盾与美俄矛盾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俄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资源富足，虽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战前的西方观察家们即已普遍预言，将“出现一个由俄国皮鞭和美国大老板控制的20世纪秩序。”[③]这种所谓“德托克维尔思想”在各大国中颇为流行。虽然亲英、扶法、抑德是美国战前的既定策略，但与俄国的矛盾又造成了大战初期美国决策者们极其复杂的矛盾心理。1914年8月，具有强烈亲英倾向的总统亲密顾问豪斯上校在致威尔逊的信中即曾吐露出这种心态：“在我看来，情况最可悲的是看不出有任何好结果。如果协约国战胜，那主要就是说，俄国统治欧洲大陆；而如果德国战胜，那就是说，未来的几代是军国主义不言而喻的专制。”[④]威尔逊对此也深表赞同。正是基于这种心态，在他们看来，德国乃是“抵抗俄国的堡垒”[⑤]。 20世纪初期，美国一向视德国为其潜在的最大竞争对手。但与此同时，在美国统治集团的某些上层人士眼中，德国又是一股可赖以在欧洲制约协约国的重要力量，德国战败对于美国也未必有益。虽然战前美德作为两大新兴的帝国主义大国不时发生摩擦和冲突，但据德国驻美大使伯恩施托夫说：“美德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关系，从来还没有象1909至1913年期间那样的亲热……。”[⑥]1914年10月，就连素以亲英派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也说：“……使德国遭到足以使它在政治上变得软弱无力的损失，对人类说来将是一场大惨祸。”[⑦]因此，美国统治集团在欧洲谋求的是维持均势及恢复战前原状的局面。早在1910年，罗斯福就曾经说过：“当英国能够成功地在欧洲维持列强的均势，那很好。然而，假如她因这种或那种原因作不到这一点，美国有责任插手，至少是暂时地恢复欧洲的均势，而不管我们的努力是对准哪一个国家或集团的。”[⑧]显然，威尔逊和豪斯等人将德国视为“抵抗俄国堡垒”的思想，所体现的也正是这种罗斯福式的外交战略和策略。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通常所谓美国亲协约国，其实只是亲近英国而已。在英德竞争过程中，美国虽然坐视一旁，却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即不能听任英国失败和德国获胜。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亲英并不等于亲协约国，美国与协约国中俄国的矛盾也很尖锐，敌视德国也不等于希望出现德国战败和协约国获胜的结局。美国与交战各国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大战初期威尔逊政府不偏不倚的历史必然性。 二 利用欧洲战争坐收渔翁之利，是美国的传统政策。如果说欧洲两大集团相互对峙、势均力敌的局面对美国极为有利，那么，美国在竭力维护和保持这种局面的过程中，确实也充分获取了这种局面在战时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一定程度上说，两大集团的矛盾发展为竭尽全力的血腥厮杀，这正是美国过去竭力维持欧洲两极均势格局后迎来的收获季节，是美国坐收渔利的最佳时机。要充分坐收渔利，威尔逊政府就必须保持不偏不倚的战时中立。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争夺霸权，“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⑨]欧洲战争爆发后，只要美国不偏不倚、袖手一旁，欧洲列强便自会相互拼杀、相互削弱，为美国建立世界霸权铺平道路，这正是美国统治集团所期望的，因而也是美国坐收渔利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欧洲列强彼此竭尽全力厮杀的情况下，美国过早与任何一方发生纠缠不清的关系都可能影响到它充分置身于战争之外，从而影响到它坐收渔利的既定目标。1914年10月，美驻英大使佩奇在给豪斯的信中就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他说：“几乎欧洲所有的政府都破产了，德国的海上权力已经消逝，经过十年之后，将难于回忆十年以前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那时，世界的整个前途将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多落在我们手掌中了。”[⑩]恰如豪斯所述，同一个时期，美国愈来愈强，交战国愈来愈弱，这就等于美国的力量在成倍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