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世界史学家 西欧中古史是难度最大的史学领域之一，其间的历史现象晦暗芜杂，头绪万千，本不易于稽考钩沉和归纳把握；加之国内史界涉猎较晚，信息闭塞，资料匮乏，要对其作一系统研究则更为困难。故敢于问津和乐此不疲者不多，治学有成，卓尔不群者更属寥寥。有幸的是，毕竟还有这寥寥者筚路蓝缕，创榛辟莽，数十年如一日艰苦攀登，为我国史界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努力奋斗。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马克垚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著名学者。 一 马克垚先生是我国自己培养的世界史学家。他于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读史治学的生涯。1956年毕业后留系任教。在“文革”之前，先生参加了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的写作，也曾在《历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数篇论文。1972年参加了本系《简明世界史》的集体编写工作。“文革”后，伴随着史学的复苏，先生的学术潜力渐次勃发，致力于史学的教学与研究。他长年为本系的本科生讲授世界中古史基础课，并为研究生开设了英国通史、西欧中古史料及史学、英国封建社会研究、西欧封建经济研究等课程。在科研上，先后著有《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英国封建社会研究》、英文版的《亚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文集》等著作，主编了《世界历史·中古部分》一书，还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先生的学术成果深受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在国外史学界也有相当的影响。他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先后荣获北京大学首届科研成果一等奖（1986年）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7年）。自1982年以来，先生先后应邀至英国、希腊、丹麦、韩国等国家的一些大学进行访问和讲学。1990年，他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的第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宣读了学术论文。先生对教学管理工作亦不辞辛劳。在1985年至1989年期间，他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除任博士生导师外，先生还兼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并兼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世界历史》杂志编委。 二 西欧中古史领域以西欧封建社会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如果将它置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去审视，就会涉及到更多的重大问题，如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化、东西封建社会的异同等问题，最终还会涉及到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历史发展有无统一性规律的重大理论问题。对西欧中古史本身的研究，国外学者成果颇丰，但他们不大注意西欧以外的历史领域。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研究东、西方中古社会的外国学者不少，但也常常囿于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将西欧封建社会作为典型和主干，将东方视为特殊和“化外”，固守否定世界历史发展统一性规律的“西欧中心”论。因此，西欧中古史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不仅需要重新认识西欧中古历史本身的一些重大问题，而且更需要突破“西欧中心”论的理论模式，将中古西欧社会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观照和考量。马克垚先生正是以此宏阔的历史视野，高屋建瓴地开启了其史家的学路历程的，其肇始点则是他对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质疑和辨析。 确切地说，是先生最先向国内介绍了国外新一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讨论，[①a]他也是70年代末率先在国内讨论此问题的史学家。先生并不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能够成立。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古代社会的几点体会》[②a]一文中，先生对马恩论述问题时所处的背景、依据的材料及其认识的发展过程作了细致分析，慎重地提出了个人的见解。他指出：土地国有、公社长存、停滞落后、专制统治等所谓的亚细亚形态诸社会特征，是马恩主要从东方封建社会归纳出来的。随着研究的深化，他们对这些社会特征渐渐怀疑乃至否定。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外国学者对马恩有关论述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引申的产物，旨在论证东方古代社会的特殊性和停滞性，维护“西欧中心”论的统治地位。此文发表后，先生并未卷入随之而起的大讨论。他认为，60年代复兴的这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表明，随着二战以来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随着对这些地区古史研究的深入，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多地呈现在史学家面前。过去仅仅从西欧总结出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一些概念和结论，正遇到了严重挑战。因此，单纯的理论之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史学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的一些历史规律进行再认识。这种再认识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亚、非、拉地区的古史，总结规律性的东西；一是对原西欧古史研究中所得出的概念、结论和规律，也依据史实作重新考察，看其是否符合西欧的历史实际。在双方都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逐步进行综合比较，辨析其差异，寻找其共同特征，从中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规律。正是基于这一“建立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③a]的宏大学术构想，先生展开了对西欧中古史以及古代社会历史比较等方面的深入探讨，逐步拓垒起自己的研究系统。兹将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归纳和略述如下： 一、对西欧中古史的系统探析。《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是先生的代表作，约30多万字。在此书中，先生并非是就西欧论西欧，而是以东方（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作为其研究的参照系。在探讨西欧中古的经济乃至政治形态时，不仅注意到其经济内容，而且涉及到国内学者较少了解的法律形式，并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深入研究，提出不少新的解释和恰当论断，澄清了史学界流行的一些不尽确切的看法乃至模糊的认识。 对国外史界长期纷争而难以趋同的“封建主义”概念，先生在精要剖析了两个世纪西方诸种观点后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普遍将封建制度理解为政治法律制度，他们的“封建主义”大体是指封君封臣制和土地分封制，这与我们将封建制度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大相径庭。西方的这种观点能自圆其说，但难以成立。因为这个概念定型于19世纪，多从法学定义上去探讨，仅靠11、12世纪罗亚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地区的典型史实来作普遍概括，因而既不符合东方封建社会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符合这一段时期及地区以外的西欧中古的许多历史实际，“即令在西欧，原来概括出的普遍性能否成立也大有问题”。[①b]先生也对苏联史家的观点作一检讨，认为他们在此概念上虽与我们大体一致，但也有一些人忽视罗马因素对封建制形成的重要作用，将封臣制产生作为西欧封建主阶级形成的标志，“这个标准其实还是西方学者的标准”。[②b]在解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法权形态时，先生依据英、法等国的史实指出，中古西欧是一种不完全的有条件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它受到封君封臣相互权利的制约；此外，其土地制度具有统治权与所有权、公法与私权合一的特征。这些都与中国中古土地制的法权体系不同。不过，前资本主义的土地财产都存有诸种社会的、政治的附属物，未能采取纯经济的形态，就此来看，西欧也有中国学者所说的土地国有的类似状况。在探讨农奴制上，先生评析了西方各派的有关学说，并以罗马奴隶法的原则结合公社、庄园的情况，阐证了农奴的法律身份和经济地位。他还根据西方史界研究得出的大量数据统计来分析，指出当时农村阶级结构的多层次性，在农奴以外还有各种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强调研究这些阶级阶层对认识当时农村社会的重要性。在城市问题上，先生以充分史实证明，古罗马城市文明并没有被蛮族入侵摧毁一空，中古城市也不是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这些历史误断应作纠正。他指出，西欧自11世纪开始的“城市兴起”，其实是“既有旧城市的复兴，也有新城市的出现的一个城市发展运动”。[③b]从法律上讲，城市仍属于封建范畴，其特权也是一种封建特权，它们也要向所属的贵族或国王尽封建义务。市民虽排斥了农奴法而享有一些人身自由和自治特权，但这并不具有近代法律中的财产私有权意义。先生的这部佳著，填补了我国史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学术空白，颇受史界同仁的充分肯定，被誉为我国学者在此领域中的开创之作。“其中对封土制、庄园、农奴制、农村公社和城市的分析更是精心之作”，有关这些问题的“许多论断在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领域是发前人所未发或不敢发的”。[④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