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孫中山(1866-1925)的形象被定位爲一個愛國者和革命家、政治家。其實，孫中山既是一個革命家，也是一個經濟戰略家；既是“破壞者”，也是“建設者”。作爲中國早期工業化和現代化事業的開拓者，他的實業思想與其政治思想一樣，同樣是一筆豐厚的歷史遺産。①如果以一種“風物長宜放眼量”的大歷史觀，以一百年爲一個坐標系，突破近現代與當代的界限，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空交錯中進行體味的話，可以發現，他的實業思想，是當今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寶貴思想資源。 一 孫中山實業思想的形成過程及主要內容 孫中山實業思想的形成，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1890-1895年，初步具有了通過發展實業、振興中華的改良主義思想；(2)1912-1913年，辭去臨時大總統後，比較集中地思考了通過發展實業(尤其是鐵路交通)建設中國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實業主張，其實業思想體系逐步清晰和形成；(3)1917-1922年，通過撰寫、出版《實業計劃》，其實業思想體系臻於成熟，對如何發展中國實業、推進中國的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有了自己系統和完整的思考。 1895年以前，與多數同時代人一樣，青年孫中山的思想基本沒有脫出改良主義的窠臼，主要是期望通過發展經濟使中國臻於富強，他所提出的思想主張，大致限於“富強之術”。在1890年的《致鄭藻如書》中，他曾提及，“(自己)留心經濟之學十有餘年矣，遠至歐洲時局之變遷，上至歷朝制度之沿革，大則兩間之天道人事，小則泰西之格致語言，多有旁及”。這說明，他當時已經在關注經濟與實業問題，希望通過“興蠶桑之利，除鴉片之害”，做一些實事，“從此推而廣之，直可風行天下，利百世”。②在次年的《農功》一文中，他對如何發展農業有了更細緻、更具體的論述，並初步涉及了如何處理農業與商業二者之間的關係，提出“以農爲經，以商爲緯，本末備具，鉅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③。僅三年之後，在著名的《上李鴻章書》中，他對捨本逐末、追求堅船利炮的洋務運動提出批評，認爲衹有通過振興實業、發展經濟纔能救中國，“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强，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④，由此，形成了孫中山“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著名經濟發展綱領。但是，歷史並沒有假以孫中山通過改良來發展實業、振興中華的機會。上書李鴻章(1823-1901)的失敗，使孫中山很快丟掉了對清政府地方實力派的幻想，毅然走上了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把實業建設的理想延至革命勝利之後去實現。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孫中山重燃實業救國的理想。在他看來，中華民國成立後，民主主義、民權主義的目的已達，“惟有民生主義尚未着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⑤這一時期(1912年4月至1913年3月)，是孫中山談“實業’、談“建設”最多的時期，尤其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之後，更是以推動中國的實業建設爲己任。就在辭職當天，他就明言：“解職不是不理事，解職以後，尚有比政治緊要的事待着手。”⑥這就是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他號召全國同胞“同心同德，力圖建設，以謀富強”⑦。這裏的建設，雖涵義甚廣，但主要指實業建設，即國家的經濟發展。孫中山有關實業建設的思路，在這一時期變得更加清晰和明確，其中便包括以十年爲期、建十萬英里鐵路的宏偉設想。他認爲，中國要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必須振興實業，“振興實業，當先以交通爲重要；計劃交通，當先以鐵道爲重要”⑧，“故余特以圖民國鐵道之計劃建設爲己任”⑨。然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的發生和隨之而來的“二次革命”，使孫中山的實業建設計劃再次遇挫，不得不將活動重心再度轉向“革命”。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在有利的國際條件下，孫中山再度重新系統考慮國家建設問題，遂有《實業計劃》的研究與著述，他的實業思想亦隨之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形成了一整套使中國達於富強之境的全盤實業建設規劃。⑩孫中山《實業計劃》具體包括六大內容：(1)建設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南方大港三大世界級港口；(2)修築10萬英里長的六大鐵路系統；(3)修築100萬英里長的公路網；(4)整治長江、淮河、黄河等內河水系；(4)通過大規模移民開發邊疆；(5)全面開採煤、鐵、石油、有色金屬等礦藏；(6)發展輕重工業和現代農業，規劃衣、食、住、行等涉及民生的各項實業。顯然，這是一個旨在全面發展中國經濟，實現工業化，從而振興中華的宏偉的現代化建設綱領，既是實業救國思想的結晶，也是實業思想的全面總結。至此，孫中山的實業思想體系最終形成，由四個層面組成： 其一，實業救國的思想。它與一般的經濟學說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並非就實業而談實業，就經濟而談經濟，而是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即辦實業是爲了救國，興實業是爲了振興中華。愛國與救國是貫穿孫中山實業思想的一條紅綫，是他實業思想的底色和基石；離開了這條紅綫，便無法理解孫中山，也無法理解他獨具特色的實業主張。他自始至終都將發展實業視爲“振興中華之本”和救國的根本之道，認爲實業是“人類發達之基”，乃“興國之要圖”“救亡之急務”。(11)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極端貧困的國度，“非振興實業不能救貧”(12)。他高度評價實業在國家建設中的基石作用：“余觀列強致富之原，在於實業。今共和初成，興實業實爲救貧之藥劑，爲當今重要之政策。”(13)在寫給宋教仁的信中強調，國家治理“必先從根本下手，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國勢不搖，而政治乃能活動”(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