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人们品评英国政党制度时，常说它比较稳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平分秋色。此说虽有道理，但不准确。一则，本世纪英国并非像美国那样，始终由两大政党交替掌权，而是三党竞逐，对抗合作，所谓两大政党平分秋色的时间并不长久。二则，在以往一个世纪里，保守党作用突出，优势明显，其实力非任何对手可比。 20世纪即将过去，是时回顾百年来英国各大党实力演变，重点分析保守党长期占据国家政权的原因，不无意义。 一 突出的政治优势 最能说明保守党政治优势的，是它的累积执政时间。1900年以来，保守党单独执政6次，共47年；工党执政5次，共20年；自由党仅执政1次，9年。可见，保守党单独执政时间超出其他两大政党掌权时间的总和。 保守党不仅执政时间最久，长任期还最多。本世纪保守党的首次任期可溯至1895年。1951年它重返政府后，又一气掌权13载。目前它已连续执政17年，创下了自1830年以来一党连续执政最久的记录。任期长短并非简单的算术问题。在西方议会制国家，通常只有较长的任期，才会使某党有足够的时间改变前政府政策，全面实施自己的政纲。反之，某党任期过短，快上快下，如掠空流星，过眼烟云，如何能有大的建树？ 在实行责任内阁制的英国，一党的任期是由议会中的投票能力作保障的。换言之，能否在下院拥有足够多数是决定各党在朝在野的关键条件。保守党多次具备这一要素。本世纪内，它先后12次赢得大选胜利，平均每次占有下院59.3%的议席，最高时达77%。其主要对手上台时常常元气不足。本世纪历次大选中，工党共取胜8次，平均每次占有下院49.7%的席位，最高占有率也只有61%。工党最勉强的胜利是在1923年末的大选中，仅获下院31%的席位，尔后作为议会第二大党侥幸组阁，故时刻离不开自由党的襄助。同年10月，自由党终止了对政府的支持，工党内阁立即倒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党除在1945年和1966年两次大选中获得较多的议席体面上台之外，另外5次大选均为小胜，所得席位刚过或不足下院半数，其中1976—1979年的卡拉汉内阁必须依靠小党支持方能苟延残喘，为此被政敌戏称为“少数党政府”。某党若在下院缺少可靠多数，投票能力差，同样难有大的作为。 以上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保守党的政治优势不仅表现为累积执政时间最久和长任期最多，还表现于它在多党联合执政时总能居于主导支配地位，占有大多数要职。例如，在1916—1922年的三党联合政府中，保守党起码拥有内阁6成以上的职位。1931—1935年的国民政府中，重要职务几乎全由保守党担任。1935—1945年间，历届国民政府均由保守党党魁出任首相。为此一些人干脆将它们笼统称作“保守党”政府。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保守党在20世纪的执政时间就不止47年了，而是多达60余年，其政治优势更显突出。 二 灵活的国内政策 在多党制国家，大党竞争主要是围绕政策问题进行的。某党政策的优劣和灵活与否，常能决定它们在权力斗争中的胜负。 比较而言，自由党在政策方面就受到较多限制：其一，历史上，自由党曾多次领导社会改革，政声较佳，所以人们对它的期望值总是稍高些。倘若它不能有新的举措，就会令其支持者失望。由此看来，自由主义政策倒成了自由党前进中的包袱。该党19世纪著名政治家格莱斯顿就曾因此下野。其二，该党作为自由主义代表者，不能轻易向右转，实施保守主义政策，否则会自损形象，遭受党内左翼势力和社会进步力量谴责。该党早年党魁格雷伯爵、梅尔本子爵和约翰·罗素就深谙此奥妙。他们身为贵族领袖，宁愿违心实施一些改革政策，也不愿落下保守名声。其三，自由党作为资产阶级阶级政党，还不能过于向左转，偏离阶级阵地，否则会激起内部矛盾，导致分裂，大伤元气。它在1906—1914年领导的最后一场改革就带来这种后果。当时，自由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争取选民支持以求长期执政。但那场改革来势略猛，前行稍远。政府某些政策，如对所谓“非劳动所得”征收高额附加税等，是采用强制性立法手段对社会财富作再分配。虽然客观上改善了下层群众的生活条件，但也损害了多数地主和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违背了多年来奉为至理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并与自由党的历史传统和阶级属性相抵触。以后数年里，其上层分子纷纷转向保守党，下层成员陆续参加工党。自由党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得到单独执政的机会。 在政策方面，工党变通范围也不宽广。首先，它作为一个拥有社会主义政纲并宣称代表英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坚持和实施“和平改造社会”的方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否则就不能维持占选民大多数的工人群众的支持，就会得罪实力强大的工会，陷于政治危机。其次，英国工人运动中有不少人恋栈旧原则旧传统，对新思想持怀疑甚至反感态度。这恰如前工党影子内阁大臣布莱恩·古尔德所形容的那样：一听见有人说“转变”就想到是背叛，限制工党领袖不敢随意改弦更张。此等事例俯拾即是。如在50年代，工党在大选中连败3次，右翼领导对党的政策发生怀疑。盖茨克尔等人断定：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国有化方针吓跑了大批中间阶层的选民；为了改善它在选民中的形象，工党应坚持现有混合经济，废除党章中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公平分配收入的第四条。这等于抛弃社会主义的面具，使工党由所谓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工党右翼的要求遭至左翼抵制，并在其他方面发生激烈争吵，从而削弱了该党实力。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工党先后两次执政，都在政治上处于两难境地。它想提高工人工资，可是缺少足够资金。国有化企业普遍受官僚主义干扰，呈亏损趋势，成为纳税人的负担。政府为遏止通货膨胀，保证国家收入平衡和英镑地位，被迫采取收缩政策，限制工资增长率，引起劳动者不满，致使工党下台。尔后多年，工党饱受在野之苦，一再就意识形态和政策问题展开辩论。1981年，以洛伊·詹金斯为首的4人退出工党，另建社会民主党。工党党员减少，在1983年大选中只获27%的选票和209个议席，无法改变在野地位。面对一次次惨败，工党领袖金诺克在1987年工党年会上呼吁对党的政策进行全面审查，但最终还是囿于“党的原则”而未能修改党纲。1993年初，工党继任领袖约翰·史密斯在对本党议员发表讲话时宣布：党要奉行一项新政策，“反对教条和采取一些切实的通情达理的解决办法”，并断言：工党只有放弃它过去一贯奉行的社会主义方针，才可能重新当选。史密斯的讲话激怒了党内的左派。资深党务家兼议员托尼·本攻击说：史密斯的讲话放弃了党对社会所作的承诺，“好象是要求工党自行解体，准备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似的”。保守党发言人则说：史密斯实际上剽窃了他们的政策。外国评论家认为，工党的政治变化有可能使它向右转，结果会丧失其政策的鲜明性，并有可能引起内部分裂。1994年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以来，立意改革。他排除异议，放弃了坚持70多年的国有化政策，并于1995年修改了工党党章第四条，将工党的目标改为“建立多数人享有权力、财富和机会的社会”。此举或许会改变工党多年的政治被动局面，赢得一些中产阶级支持，但是否会因此引起下层选民的不满，仍需实践检验。而且，即使工党能赢得下次大选，也会因为20世纪行将结束，而无法改变其政敌保守党长期称雄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