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3月6日，上海《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杭州卖书记》的文章，该文系一位原籍浙江宁波的上海书商“四明语生”对他在杭州优贡考市卖书情况的记录。从内容上看，作者明显希望在卖书赚钱之余，传播新学进行启蒙，结果却让他非常失望：趋新的他发现参加此次考优的众多浙江士子热心功名之切；而对于新学之了解，一如科举未废除时那样程度“卑下”，不读新书，没有一般常识，“思想之鄙陋有不能言语形容者”。因此，该书商目之为“二十世纪中国之怪现状”，“不禁为吾浙前途悲”。①这里让“四明语生”极度贬斥的优贡考试，即系清廷立停科举后保留的善后举措——“十年三科”之第一科丙午考优。 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清廷正式下旨停废科举，“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要求各地“多建学堂，普及教育”。②为防止士子受到的震荡太大，谕旨根据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七人在联衔会奏中所提的建议，没有停止此前辅助性的“考试优拔”等举措，反而将此作为善后之策，以便为之前举、贡、生员等所谓“旧学应举之寒儒”的未来出路留下保障：“拟请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皆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其已入学堂者，照章不准应考。惟优贡之额过少，拟请按省分之大小酌量增加，分别录取，朝考后用为京官、知县等项。三科后即行请旨停止。”③前述之浙江丙午考优一事即发生在此背景下。 鉴于丙午优贡考试系清廷废除科举后首次举办，较之山东、福建、云南、河南、吉林等省提学使操办优贡考试的情况，浙江提学使支恒荣尤其积极，使得文风昌盛的浙省优贡考试，以及两年多后的浙省己酉优拔考试，颇为时人关注，也广受上海的趋新媒体乃至全国媒体之注意，留存下来的相关资料较多（其他省份则相对较少），典型性突出。此个案有助于我们认识科举废止后续行的优拔等考试如何承担了昔日乡会试的作用、在地士子对于科举停废的反应和对旧时科举制度的惯性依赖情况，以及学部与提学使乃至趋新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进而可让我们从制度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层面，重新检视科举停废后造成的社会影响究竟为何等重要问题。④以下就先从掌管全国教育权力的学部奏请任命各省提学使说起，因为正是这些提学使在代表学部负责筹办各省的优拔考试事务和其他文教事业。 一、提学使人选 1906年5月中旬（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为适应科举停废后“专办学堂”的需要，清廷正式裁撤学政，在各直省新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职，其职责为“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⑤原则上任职人选“多拟由翰林院人员品端学粹、通达事理，及曾经出洋确有心得，并京外究心学务、素有阅历之员”。⑥随后，学部迅速“简放”了22位提学使。⑦提学使地位虽不如旧日学政，⑧作用却颇为相似：⑨也掌管一省的文教事务，对于新办学堂事业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⑩一度被时人与时论寄予厚望，“士民喁喁待命”，期盼“地方学务可孟晋矣”。(11)武昌县的士子朱峙三通过阅读《汉口中西报》知道清廷将学政一律改为提学使的消息后，在日记中评论道：“科举去年明令停废，自是以后各县专办学堂，以为培植人才之地，可望吾国富强矣。”(12)然而之后多数提学使任上的实际表现却同此期待大相径庭，多省提学使上任后，所用下属与昔日之学务处和学政无异，名新实旧，换汤不换药，“提学司委用之人员即学务处人员也，提学司任用之书办，即学务处书办也”，“今日之学司，一旧日之学使也。所委权者惟幕友，幕友非门生即故旧，承意旨仰调剂者也。”(13)无怪乎此后时论谓：“言兴学则提学使顽固者居大多数。”(14) 其中，江苏丹徒人支恒荣（1848—1914）被任命为浙江提学使。支系丁丑年（1877）二甲第15名进士，举进士虽早，宦途却颇为坎坷，只担任过翰林院侍讲学士、湖南学政等职，任上表现偏于守旧，故引发时论高度关注。像《中华报》上有评论专门针对支恒荣，认为新简放的各省提学使，“大半为学界著名之人，舆论翕然，于各省学界之前途裨益良非浅鲜”；只有浙江提学使支恒荣，“向以守旧著名，其在湖南学政任时，专与新学为仇，以保存书院为唯一之目的，致湘省学界如春花蓓蕾骤遭霜雪，忽尔颓萎，无复生机。”进而还担心新学正在萌芽中的浙江学界会遭支恒荣摧残，“不得不为全浙后学吁恳学部诸公亟加援手也。”(15)《时报》则直接说这批提学使人选由学部尚书荣庆决定，因支恒荣是“荣相之师”，故虽属“著名顽固”亦获选。(16) 时论关注之外，身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对各提学使人选也有评论。如与荣庆交好却未曾得到提学使实缺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即颇有异议，认为系“循资格用人”，有“植党”之嫌：“今日简用二十二省提学使司提学使，盖学部开单而用之，共（疑当为‘其’——引者注）所援引多有出人意计外者。”(17)同恽毓鼎一样不满的还有当政的湖南籍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曾想插手提学使任命，却未能如愿；鉴于支恒荣之前在自己家乡湖南任上的表现，他对学部委派支恒荣（继卿）为浙江提学使尤感不满，特意致信同乡密友户部尚书张百熙抱怨道：“继卿莅浙，更失人望，言之不听，吾末如何。缺单呈阅，恐无异于从前学差也。”甫离管学大臣职位的张百熙对此表示赞同：“手谕、缺单并领悉。约八九省尚称得人，余则不可知矣，宜公有末如何之叹也。”(18)支恒荣之不孚人望的另一个表现是关于他的任命一发表，即有御史弹劾“谓其不胜提学之任”。(19) 浙江一些地方趋新精英也很快做出反应。如认支恒荣为老师的温州名士孙诒让即对这一任命非常不满。他在得到湖南学界集体向学部致电抵制吴庆坻任湖南提学使的消息后，致信友人刘绍宽，表示期待浙省学界能效法湘省有所动作，因支恒荣风评“尚不及吴，何以待之。想省中诸贤，或有举动矣”。(20)但浙江后来并未发生公开抵制支恒荣任职事件，让颇思在学务上有大作为的孙诒让很是失望。支恒荣上任后，委任孙诒让出任浙江学务议绅职务，以更好发挥其办学长材，但孙诒让最初根本不愿接受支恒荣的任命，以健康欠佳婉辞，并推荐蔡元培等人代己。在接连收到支恒荣三封信后无法再推辞，以学生身份自认的孙不得不“勉遵台旨”，旋即又打算辞职，并辞谢了支恒荣的其他任职邀请。(21)另一趋新浙人汪希曾亦曾于丙午年十二月初四日致函在北京办报的浙省名流汪康年，表达对浙省学务现状的担忧，认为支恒荣到任后的用人不当、兼又忙于准备举办考试，更恶化了内中情形：“故乡亦无起色，学务一落千丈，断难挽回。支到日日忙考，重以所携非人，则不惟无起色，犹虑有江河日下之概。都中同乡诸先生傥亦闻之欤？”(22)得到汪康年回信安慰后，汪希曾仍悲观感慨道：“浙省学务，萎靡如昔。支老持退守主义，又无贤者辅佐之，一落千丈，又须迟三年才得翻身，何浙之不幸也！”(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