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4.06 对清帝逊位诏书的不同版本及其改动，历来记载不一，且多系传闻。近年研究成果涉及此诏书者甚多，但笔者认为，有两个人的考证成果特别有价值。吴讱《关于〈清帝退位诏书〉和〈秋夜草疏图〉》一文厘定秋夜草疏、冬日诏书两者的先后关系，基本认定诏书出自张謇之手①，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一书则搜集了更多文献，作了目前为止最为详尽的考证，并有一些推断②，只不过判定诏书“不可能出自一个人之手”③，反而对张謇稿的基础地位有所忽视。根据台湾学者张维翰、吴相湘的介绍提示，骆宝善、刘路生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发现了《袁氏密函》，尤其珍贵的是袁世凯的手批逊位诏书原件④，他们主编的《袁世凯全集》《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也于2013、2014年先后出版⑤。这为进一步重构诏书文本的生成史提供了不仅可靠而且直观的第一手资料。杨天石认为袁世凯添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⑥，显示尚未利用这一发现，其根据仍是胡汉民自传；桑兵提到骆宝善、刘路生“比对原稿，得以还原真相”——袁世凯仅仅把“与民军”三字从“组织”二字前后移⑦，并未注释具体出处，显然未及全面利用这一发现。 对逊位诏书相关文本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填补辞位诏书生成史的既有缺环，而且有助于揭示民族边疆的国体建构和领土统合意义。这是因为，清末民初南北和谈之际，伴随着清帝从“逊位”“退位”到“辞位”的话语转变，“共和政体”的南方话语，经过“共和国体”“共和立宪国体”的北方转圜，最后达成“民主国体”“五族统一”的新共识。这是笔者考察之后的基本认知。 一、“张謇原稿”既有寻找思路的不足 从《拟清帝逊位诏》入手探寻“张謇原稿”的真实面貌，进而考证其草拟时间、地点、修改、流转，是传统的研究思路。《袁世凯全集》编者认为，张謇家藏本《拟清帝逊位诏》“显然并非胡请张执笔的原稿本或其副本”⑧，《张謇全集》编者也认为，南通张府所藏《拟清帝逊位诏》是传抄本⑨。两者的根据都是胡汉民1930年致谭延闿书信的如下说法：“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辞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原文确止如此，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张謇之子张孝若在编《南通张季直(謇)先生传记》时自言，听说“此项亲笔原稿现存赵先生凤昌处”⑩。赵凤昌之子赵尊岳曾就张謇于赵家惜阴堂拟稿、保存和流转回忆道：“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属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11)。但是，据吴讱查证，“民国期间历年的《申报》国庆增刊，都未见赵尊岳纪念文章以及张謇原稿影印件，此说肯定有误”(12)。在笔者看来，原稿及其影印件在此辗转过程中散失也未可知，赵说未可全然否定。就此而言，笔者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10册(13)，并未发现此稿，或为佐证。至此，查找张謇《拟清帝逊位诏》手书原稿的传统思路势必需要反思。 目前张謇拟《内阁复电》的编排，在《张謇全集》中是放在《复内阁电》(1911.11.27)之后，以《附录：内阁复电》的形式出现的，这是遵循了《张季子九录》在《复北京内阁歌电》之后排《附内阁复电》的先例(14)。张謇《复内阁电》(1911.11.27)表示：“政体关系人民，应付全国国民会议。”(15)与此一致，张謇拟《内阁复电》也有类似表述，最起码在编者看来，也意味着后者拟定的大致时间坐标：“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遣派专使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民会议，公决政体。乃旬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政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予惟全国人民心理，既已趋向共和，大势所趋，关于时会，人心如此，天命可知。更何忍移帝位一姓之尊荣，拂亿兆国民之好恶?予当即日率皇帝逊位，所有从前皇帝统治国家政权，悉行完全让与，听我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同组织民主立宪政治。其北京、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新疆，以及伊犁、内外蒙古、青海、前后藏等处，应如何联合一体，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协商办理，务使全国一致洽于大同，蔚成共和郅治，予与皇帝有厚望焉。”(16) 《张謇全集》《袁世凯全集》的编排方式似乎显示，除了《内阁复电》，张謇还另外草拟了《拟清帝逊位诏》，现在看来，恐怕这里有误解。细思文意，《内阁复电》与“此项亲笔原稿”应该有共同的所指，在内容上完全可能是一个东西。与胡汉民书信(17)更清楚地指向《内阁复电》不同，其在《自述》中的说法则使用了更为模糊的用词，即“退位宣言草稿”：“清帝溥仪退位之宣言，由张謇起草，交唐绍仪电京使发之，乃于最末加‘授袁世凯全权’一语，袁殆自认为取得政权于满洲，而做此狡狯也。先生见之，则大怒责其不当；而袁与唐诿之清廷，且以其为遗言之性质，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18)张謇拟《内阁复电》与所谓“退位宣言草稿”是否一致的问题，遗留至今，长期没能解决。自然胡汉民所谓“授彼全权”或“授袁世凯全权”的实际情形，亦难水落石出。 骆宝善、刘路生在日本发现《袁氏密函》，为解决上述遗留问题提供了必要的资料。袁世凯的手批逊位诏书原件(19)，在他们主编的《袁世凯全集》书前彩页中被命名为《手批清帝退位诏书》，在正文中则被称为《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稿》(20)，而在他们主编的《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中则被称为《清帝辞位诏书草稿(二)(袁世凯手批本)》(21)。名不正则言不顺。到底退位、逊位、辞位三者，哪个命名更准确，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