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国家观是近代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将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对国民进行统治的国家伦理观。它利用了日本人在传统家族制度下养成的唯命是从的精神，驱使他们狂热地支持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和损失，也使日本民族几近毁灭。家族国家观及其实践实为近代日本政治的一大误区。 一、家族国家观的形成 家族国家观是日本近代的一种复古的社会思潮，是力图使天皇统治永久合法化的政治理念。早在幕末时期，就已出现了家族国家观的萌芽，一些主张“尊王攘夷”的后期水户学派学者宣扬“一君万民”的观点，提出“夫君臣者，父子也，天伦之最大者”。这一理论不仅对幕末的维新志士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近代以后家族国家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虽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在维新过程中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以天皇制国家对农民进行掠夺为基础、以保护特权商人和寄生地主的利益为前提的，因而，许多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建立，都体现了新与旧、传统与近代文明的妥协。尤其是在政治结构上，实现了后期水户学派“一君万民”的政治构想，建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万世一系”的天皇专制主义统治。由《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明治民法》所构筑的日本近代国家，一方面呈现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貌，一方面保留了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封建遗制，因此有人称近代以来的日本是“家制立宪君主国家”。维新后不久，“文明开化”运动使西方近代思想如潮水般涌入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此起彼伏，直接危及天皇的统治，明治政权执政者们为此大伤脑筋。在采取武力镇压的种种措施的同时，执政者们逐步认识到，仅仅用露骨的专制主义来强迫人们为国家尽忠和牺牲，未必能使人自发地服从，甚至还会引起反感。因此，在对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进行反思后，执政者经过谨慎的选择，终于从德国国家主义哲学和日本传统的儒学道德相结合的角度上，决定了明治政权的思想基调。从此，人们所重视并积极实践的是以德国的国家主义来纠正明治初年以来盛行一时的英美功利主义思想和法国的民权思想，在此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启蒙学者猛烈批判过的儒学。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借助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威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从而形成家族国家观的。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已经明显贯穿了家族国家观的思想，敕语中将以“孝父母”为首的浸透了儒家道德的十多条规范作为“皇祖皇宗之遗训”，要求“子孙臣民俱应遵守”，以达到“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最终目的。 《教育敕语》颁布后，哲学界权威、曾经留学德国的东京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受文部大臣的委托，撰写《敕语衍义》。在这部经过天皇内览、颇具权威性和正统性的敕语注释书中，并上哲次郎综合德国国家主义理论与日本的儒教传统，对《教育敕语》进行解释，指出敕语是由“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这两个要素构成的，“盖敕语之主意，在于修孝悌忠信之德行，固国家之基础，培养共同爱国之心，备不虞之变”[①a]。书中明确提出了家族国家观的思想，“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即一国为一家之扩充，一国之国君指挥命令臣民，无异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故我天皇陛下对全国呼唤尔臣民，则臣民皆应以子孙对严父慈母之心谨听感佩”[②a]。在这里，井上将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比作父母与子孙的关系，将家作为国的基础，即家是一国之本。井上哲次郎又在1912年出版的《国民道德概论》一书中将他的家族国家观进一步系统化，提出“综合家族制度”和“个别家族制度”。他指出，日本家族制度的特色就是“综合家族制度”（也即把国家整体作为一个大家族，天皇是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在“综合家族制度”下，把出自“个别家族制度”的孝的伦理推而广之，就成为“综合家族制度”中忠君的伦理。正因为日本有综合家族制度，才能实现孝与忠的完全统一，才有“通古今而不变的国体”。这就是井上哲次郎的家族国家观的基本思想，其中融合了日本传统家族道德、儒家的忠孝之道、天皇万世一系的神道思想和德国的国家有机体观念，构成了“忠君爱国”的天皇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忠孝一本”的国民道德论。 在井上哲次郎从道德方面宣扬家族国家观的同时，另一家族国家观的代表人物、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穗积八束也在从法律方面为把家庭作为服从意识的培养源、为家族国家体制的确立而努力。穗积八束是一个十足的国体论者和尊皇论者，在明治民法论争中，用家族国家观的理论攻击1890年公布的、稍有个人本位倾向的明治旧民法，提出“家之扩大成国，国之缩小成家”、“法制之源在家”的理论，力图利用日本家族制度中祖先崇拜的传统，以“祖先的威灵”为媒介，谋求家与国、臣与君之间的整合。不难看出，穗积八束所构筑的家族国家的模式是以家为国体和法律的基础，把在家庭中养成的最原始、最自然的“服从”这一“人道之教”，通过“祖先教”的纽带，发展成为国民的道德，使个人、家庭、国家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孝悌的家庭成员”→“有用的自治公民”→“忠良的国家臣民”的国民道德的自觉升华，其国家理论和法的理论充满道德伦理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