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战使美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妇女就业人数的增加，就业范围及就业结构的变化；二战使美国妇女的女性意识得以提高，从而为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二战对人们的妇女观有较大冲击，但传统的妇女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当代妇女运动兴起以来，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广度、深度都在加强。客观地分析美国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作用，着重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妇女的影响，是个具体的历史研究问题。同时，把性别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视角，亦可为传统的史学研究拓宽一个新领域。 关键词 二战 美国妇女 妇女地位 女性意识 妇女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妇女而言，意义则更为深远。二战对美国妇女的地位、女性意识以及人们的妇女观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和冲击，诚如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廉·H.查夫所言：“二战及其随后的岁月构成了美国妇女发展的里程碑。”[①]本文试对这影响做一略论。 一 “美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各个时代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而异，美国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就不尽相同。”[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急时期，把妇女推到“光天化日”之下，战争的全面爆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美国妇女和男子的生活，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了政治意义。“随着战争总体性的加强，妇女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在扩大，更多的社会领域希望妇女去接管男子的工作，去军工厂，为军队提供辅助性服务，在野战医院护理伤病员，甚至有时候在保卫国家的最后奋战中要求妇女参加军队作战。”[③]这样，美国妇女作为一支浩大的生力军，以其特殊的爱国热诚响应着国家的号召，活跃在国内生产的各个领域，投身到武装部队的各条战线上，“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上为其国家做着贡献”[④]，为美国妇女史谱写了一曲曲极为辉煌的乐章。正因为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妇女的某些方面得到了改善，尽管有些方面仍然保持不断的歧视，但“与前半世纪的改革和舆论所取得的成果相比，战争给妇女的经济地位和前景带来了巨大变化。”[⑤] “妇女实现其社会解放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⑥]。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妇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战争期间有600万以上的妇女——相当于过去的两倍——涌进劳动力市场，首次参加工作[⑦]，在劳动大军中的比例从1940年的25%增加到1944年7月的35%，以至于1945年已高达38%[⑧]。 由于成千上万的男子参加了军队，妇女便成为最大的人力资源。“为了进一步吸引妇女进入工厂，同时又能排除人们对这种变化的忧虑，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新闻媒体和广告商积极配合，给予支持和帮助。”[⑨]美国妇女们以其前所未有的技术和智慧对这场空前的战争做出反应。在国防危机的头几个月中，女性劳工的最大流量是民用需要部门。“妇女局发现妇女们在大大小小的地方工作……宾馆，商店以及办公楼中电梯操作人员，电报员，传递员之类的服务。”[⑩]此外，办公室中工作的妇女增加了200万。但对“妇女力量”的最大需求是战争工厂。国防工业吸引了200万的妇女。战争也使国家的商业、专业方面的人员短缺，打破了雇佣妇女的一些障碍。仅华盛顿妇女新闻工作者的人数就增长了3倍。更引人瞩目的则是在各兵种中服役的35万女兵。她们从事护理、通讯、行政工作；做驾驶员、无线电操作人员、人事专家、技师、教练员等非战斗性的工作；还有许多在海外服役，其足迹遍及欧洲、非洲以及太平洋战场。美国的女兵们以其勇气、耐力克服重重困难，在战时部队中发挥着她们的巨大作用。 历史学家苏丽·M.哈特曼认为，“二战对美国妇女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战争对不同的妇女有不同的影响。”美国妇女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成为社会公众生活的焦点，但种族和阶级差别依然存在着，而且即便取得成果，也常常是在不改变妇女在观念、行为上所承受的根本不平等结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并不妨碍承认战争给美国妇女经济地位带来的变化。 美国妇女的广泛就业，在战争中发挥了其巨大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妇女本身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尤其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妇女就业结构的变化——从传统的女性职业如服务性行业、纺织、食品之类的非耐用品制造业向男性职业如飞机制造业、造船业的移动；另外，妇女劳动力大军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已婚妇女的增加，继续持续了整个战后历史时期……”那么，“这远不是一个暂时的偏离，战争是妇女与工作关系永久变化的分水岭。”[11]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战争行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不仅仅意味着就业上的解放，也标志着整个社会的重大变革；妇女参加工作，不仅仅使其在经济上赢得了独立，更为重要的是其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妇女自身意识的觉醒，冲击着人们传统的妇女观。 二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妇女们知道是她们和男人一道使胜利成为了可能，她们表现出的精神力量和爱国热情给公民身份和自我意识赋予了新的含义。”[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