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计报告看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状况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世忠,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

原文出处:
财务与会计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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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F1011
分类名称:财务与会计导刊(实务版)
复印期号:2019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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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86X(2019)12-0004-06

      在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政府关门后,美国联邦政府终于在2019年3月28日公布了姗姗来迟的2018财政年度(截至2018年9月30日)财务报告。美国联邦政府2018财务报告长达264页,由美国财政部长致辞、管理层分析与讨论、美国总审计长说明、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附注、未经审计的辅助信息、其他信息、未经审计的受托管理资产辅助信息、美国问责总署(GAO)独立审计师报告等九部分内容组成。不出所料,美国2018财政年度的财务报告还是被美国问责总署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原因分析

      根据《1994政府管理改革法案》的规定,从1997财政年度起,美国财政部每年都必须向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呈交经美国问责总署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包括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合并财务报表、可持续性财务报表(Sustainability Financial Statements,如长期财政测算表、社会保险表、社会保险金额变动表)和相关的报表附注。《1990首席财务官法案》通过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报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其财务信息的可靠性仍不容乐观,最明显的证据是其合并财务报表自1998年以来连续20年被美国问责总署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美国联邦政府对其合并财务报表一再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习以为常,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对此也漠不关心,美国主流媒体甚至不屑报道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发布。

      2018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合并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原因是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编制范围的主体(共159个,包括24个政府部委、16个保险和基金公司、119个其他机构)中,不少主体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导致这些主体:(1)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确保固定资产、存货、应收账款恰当地反映在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合并财务报表。其中,国防部内部控制之薄弱(美国问责总署审计报告指出的40个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国防部占了20个)、财务报表可审计性之低下(24个部委中,只有国防部、住房与都市发展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可谓声名狼藉,但其固定资产(7 588亿美元)和存货(2 757亿美元)却占合并固定资产和合并存货的69.58%和81.69%,导致美国问责总署不得不对整个联邦政府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不能对一些负债项目(如环境和处置负债等)的报告金额进行合理估计或充分佐证,不能确定承诺事项和或有事项是否完整和恰当地予以报告;(3)不能佐证大部分运营净成本并与报销活动进行充分的调节,其中最突出的是国防部,其运营净成本(6 614亿美元)占合并运营净成本的14.57%;(4)不能充分反映政府部门之间的活动,不能有效地对账,导致合并抵销困难重重;(5)不能合理保证合并财务报表与其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相一致、相互平衡且遵循了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6)不能合理保证净运营成本与预算赤字调节表以及预算与其他活动现金余额变动表所包含信息的完整性、得到恰当证据的支持且与这些主体经审计财务报表的基本信息相一致。

      上述重大缺陷妨碍了联邦政府对一大部分资产、负债、成本和其他相关信息进行可靠报告的能力,影响了联邦政府对一些项目和活动的全部成本、财务和非财务业绩进行可靠计量的能力,削弱了联邦政府充分保护其重要资产并恰当记录各种交易活动的能力,导致联邦政府不能利用可靠、有用和及时的财务信息进行有效率和有效果地运行。基于以上原因,加上审计范围受限(特别是对国防部的审计受限),美国问责总署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合并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因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并提醒读者关注美国联邦政府合并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问题。

      

      

      图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利息支出

       货币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Bill Bergman.2019.A True Portrait of America's Finances

      在可持续性财务报表方面,因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2018和2017财政年度的长期财政测算表、社会保险表、社会保险金额变动表形成审计意见,美国问责总署同样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主要是因为医疗保险的测算和精算存在诸多重大不确定性,包括:(1)医疗保险测算所使用的计算公式是以现行法律为基础的,且包含了医疗保险支付率的重大下调,因此测算结果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重大差异;(2)政府管理当局已经注意到医疗保险未来的实际成本高于按照现行法律所测算的金额,这是根据生产率下调了医疗保险支付率所造成的,但能否实现医疗保险支付率的降低存在重大不确定性;(3)政府管理当局采用替代性方案对医疗保险的长期可持续性进行测算,金额比2018财政年度社会保险表所报告的37.3万亿美元多出9.8万亿美元,表明医疗保险的测算存在重大不确定性;(4)政府管理当局已经注意到,上述与降低健康医疗成本测算数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也会对长期财政测算表的医疗保险项目及其成本产生影响;(5)医疗保险成本的测算对一系列假设很敏感,如未来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假设以及消费者、雇主、健康医疗提供者对不同政策和激励机制等将做出何种行为反应的假设直接影响测算结果,这些假设在不同时期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此外,可持续财务报表对未来75年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收入和支出的折现值进行测算,也是以政府管理当局选择的假设为基础的,这些假设是否符合未来的实际情况,同样存在着重大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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