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的建构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9)04-0065-09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英美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

       李旸：佩弗教授您好，很高兴有此次访谈机会。虽然我们相识很久，但这种正式的访谈还是第一次。您的著作《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①中文第二版出版在即，祝贺您的研究及思想将在中国学界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此次想就马克思主义与规范理论的一些问题向您请教。从学术研究的背景来看，您经历过英美新左派运动的兴盛，也经历过冷战时期和苏东剧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起起落落甚至遭遇危机之际，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从未改变，我想知道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您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首要研究方向的?

       佩弗：我也很高兴能与您——我的好友同时也是我著作的译者——谈一谈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其实，我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保守的、支持共和党的家庭。但是十岁那年，我们举家搬到洛杉矶，在那里，青年时期的我参与了美国的反战运动。有一天，我在一个二手书店里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两本著作，我完全地被吸引了。这两本书并不是他著名的《爱的艺术》(1956)和《马克思论人》(1961)，而是《健全的社会》(1955)和《人性会占优势吗?》(1961)②。前者论述的是西方世界在二战后所面临的诸如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消费主义、种族和阶级不平等、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危机之最后喘息的法西斯主义威胁等重大问题；后者则探讨了冷战中核武器和“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政策的疯狂性。弗洛姆指出，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并且只有到了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解决。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并不仅仅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且还反对资本主义，并深深赞同人道的社会主义。

       其后，我开始阅读马克思以及考茨基、列宁、卢森堡、托洛斯基、葛兰西、马尔库塞、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随着理解的深入，我越来越确信马克思主义经验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正确无疑的，特别是它对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理论。因此，我日益成为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那就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并非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那种典型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它消灭了资本主义，但是并不像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具有生产潜力和符合人性，它甚至都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历史也证明，这一社会并没有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预测的那样变得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民主，相反却走向了威权主义和官僚特权。因此，苏东剧变并没有影响我的政治信仰，但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既应当支持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资本主义的破坏和颠覆，又应当促进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民主、自由和法治。

       后来，我又读了一些关于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制度(Mondragon system of cooperatives)和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及工人自治的文献，还读了布兰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雅罗斯拉夫·凡涅克(Jaroslav Vanek)、约翰·罗默(John Roemer)、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等支持市场社会主义和工人自治的经济学家，以及南斯拉夫哲学家米哈罗·马尔科维奇(Mihailo )和斯韦托扎尔·斯托扬洛维奇(Svetozar )的著作。这些研究使我成为市场社会主义而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我认为，如果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到我们今天关于经济、社会的这些历史信息，他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李旸：据我所知，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冷战等外部环境和分析哲学自身的“形式化”及对现实的日益远离，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几乎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交集。那么您在这一传统中与马克思主义结缘的契机是什么?

       佩弗：您概括得很准确，这两种思想传统似乎长久地相互漠视。牛津和剑桥学派向来将黑格尔主义、阿尔都塞主义视为异端，认为它们太过晦涩而不配称之为哲学，反过来亦如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认为分析哲学是保守且狭隘的。但实际上并非全然如此。特别是20世纪的新社会运动之后，英美分析哲学家越来越多地介入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历史和道德等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在我求学的年代，我对这两种思想传统的吸纳和接受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70年至1975年这段时间，我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读书。其间，我接触过不同的左翼政治思想，特别是在反越战运动期间，我的大学里全是各种独立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等。我在那时有幸结识了哲学系的一些教授，其中包括大卫·亚历山大(David Alexander)和爱莉丝·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和他们一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主要从哲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亚历山大在系里教授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满兴趣。杨讲授女权主义和批判理论，她后来成为这两个领域里的知名学者。杨对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非常感兴趣，虽然她常常被视为植根于批判理论传统中，但她实际上也受到分析哲学的强烈影响。与这些人的交流在我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政治哲学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