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物化”，包括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分别使用的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广义的“物化”既包括Verdinglichung又包括Versachlichung。对两者是否有差异这个问题，学界的理解各有不同。如果暂不考虑争论，我们在广义上使用“物化”一词，把两者的含义都包括进来，即把“物化”理解为既是非物性存在体现为有形有状的物理意义上的“物”，又体现为无形无状的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物”，抑或两种“物”的统一；那么，探讨在“物化”最著名的两个经典文本《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之间，“物化”的意蕴有了怎样的变化，关注重心有了怎样的位移，这种位移对我们当下的理解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它的理解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理解有何差异，卢卡奇做了什么样的扭转，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卢卡奇的扭转——这些问题对当下我们更确切地在物化问题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立场，显然是绕不过的。 一、“物化”作为经济-哲学范畴 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历来高扬“人”在宇宙和历史中的地位。作为具有崇高人格、尊严、品性的非物性存在，在遭遇到现代性的物性世界并被这个世界包围、阻碍、左右之时，就势必发生“物化”的感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讨的商品-货币-资本的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物性世界。在它之中，“物化”不仅是指具有崇高人格、尊严的“人”不得不体现为物理-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物品，更体现为一种与这种物品生产密切相关的新型社会关系之物，并被这两种“物”所约束甚至再生产。在现代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生产、交换、消费)中，借助于越来越一般、普遍和脱去具体性的抽象的社会关系之“物”，形成了越来越严格的制度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借助于这种制度化社会关系背景下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普遍、一般、抽象的“物”(商品-货币-资本)，愈来愈成为现实世界的主角。人们越来越依靠它、信赖它，社会生活的发生和进行都依赖于它。具体、生动、特殊的“人”日益不出现在社会交换体系之中。这一体系给每个职业人设置、分配了角色和职能，只要承担这一角色、履行这一职能，他(她)就是一个合格的职业行动者。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人”，于是就成了特定职能和角色的无名承担者，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他们不仅相等，它们之间甚至……不会产生任何差别。他们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占有者和需要交换的人，即作为同一的、一般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的代表互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58页)“所以他们是价值相等的人，同时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他们的其他差别与他们无关。他们的个人的特殊性并不进入过程。”(同上，第359页)“人”如此，“物”亦然。如马克思所说，一个塔勒可以代表无数等价物，“在它的所有者手里一切个人差别都消失了”，于是，“流通在一定的环节上不仅使每个人同另一个人相等，而且使他们成为同样的人，并且流通的运动就在于，从社会职能来看，每个人都交替地同另一个人换位。”(同上，第360页)于是，“人”就被归于有严格制度性关系约束-支撑着、有抽象的技术性物件管理-服务着、如今越来越符号化的存在。个性、具体的外观、品格等品质越来越失去显示的机会，并越来越被抽象的符号和角色-职能承担所替代。只有依靠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物”及其约束下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技术物质产品，现代“人”才能获得体现和普遍性维度上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和韦伯所说的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两个词所标示的人的“物化”现象。 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并且首先是一个经济事实。物化说的首先是一种经济特质，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必然。正如阿尔布瑞顿(Robert Albritton)认为的那样，它“最完全地显现出了资本基本的本体论属性”，所以应“把它严格地当做一个经济范畴来使用”，而不是像卢卡奇那样把它视为一个文化范畴。因此，“物化指的是资本的结构逻辑，它把人转变成经济力量的‘承担者’或‘Traeger’”。(阿尔布瑞顿，第30、23页)由此，物化直接系指经济系统已形成了一套由不得人随意改变、反而要矫正和规范人的随意性的严格逻辑，靠这种逻辑，各种经济要素得以更合理地完成配置，得以更有效率地进行经济活动，更好地提升经济运行的过程与目标。所以，它意味着一种规范性、严格性、有效性，意味着有了这种物化系统，以前分散、低效的经济因素得以更合理地被组织和流通起来，从而明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说，这种物化越彻底越好：“彻底的物化并不意味着人的行动能力消失了，毋宁说那种行动能力受到了市场力量的引导和指引，一切一般的经济结果都是被价值的运动而不是人的意图规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行动能力丧失了所有的自主性。在经济上，并不存在自主的人格，因为直接的人对人的关系完全被商品中介的关系取代了，因为人被还原为资本自我增值运动的单纯工具。”(同上，第28页)物化就是把劳动者纳入这种社会制度系统中去，“就是把工人的行动能力吸收进资本的运动中的方式”，而“‘彻底的物化’并不意味着人被完全转变为物，而是说经济结果完全是由资本的运动决定的，人类的能力只服务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同上，第26页)彻底的物化只有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才是可行的。 对此首先应该给予一个经济学的事实性观察，而不是文化价值论意义上的评价。应该这样理解，人的行动能力被吸收进资本系统之中，仅仅是在经济范围内，还没有拓展到社会文化等其他系统之中。物化仅仅具有经济的意义。阿尔布瑞顿说的对：“资本的物化理论是强劲的，但是它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的影响程度是非常不同的，这依赖于那些领域与经济因素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经济因素在何种程度上是由资本的逻辑塑造的。”(同上，第25页)从经济的意义上说，物化是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社会公平水平的必然和必需。韦伯后来用合理化概念描述这种现代社会的关系类型及其发展趋势。Versachlichung是两人共同使用的概念，韦伯把在马克思那里还没有那么详细展开的现代社会关系越来越规范化、合理化、程序化、严格化、符号化等特性，用理性化的术语予以充分解说，把马克思“物化”(Versachlichung)思想的价值批判立场进一步淡化，大大减弱了它所蕴含着的批判性意蕴，并由此凸显了它所具有的必然性、正当性含义，使得这个概念逐渐失去了批判性，成为一个中性概念。而具有批判性意蕴的“物化”概念，只剩下了Verdinglich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