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自由》文本中，约翰·密尔使用了“社会污名”(Social Stigma)这一概念。①通观全书，密尔仅仅使用了一次，由此也使得很多人对此未加关注。但在我看来，这一概念恰恰是理解密尔为什么写作《论自由》的关键。如果我们还原密尔实际生活中的经历，可以清晰地解析出，密尔写作《论自由》的意图之一，即是他与妻子哈瑞特因遭受到“污名化”，所以迫切需要清除这一“污名”。因此，密尔使用这一概念不单是在表达一种思想观念，其实还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他是在用笔对那些“污名化”他们的“敌人”进行反抗，可以说，他是在进行着一场修辞上的战斗。那么，这些“敌人”是谁，为什么一定要进行这场战斗。为此，就需要从密尔和哈瑞特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朋友圈等方面来进行考察。同样，借助于这一历史性考察，希望转换一种研究范式，将以往学界通常对《论自由》文本的研究转变为对这一文本形成的考察，以此可以更好地理解密尔《论自由》文本的主旨和思想，找寻理解密尔思想的另一种路径。② 一、密尔与哈瑞特：遭受“污名化”的非议 1825年10月8日，哈瑞特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已18岁，可父母已通过说媒要将我嫁给医药商人约翰·泰勒，可他已经快要30岁了！”注意，哈瑞特在这里还特地加上了感叹号，可见其顾虑、忐忑甚至不满等情绪都包含于此。紧接着她又写道：他仿佛比我大了太多，我担忧怎么能和他结婚，我也没有哥哥可以咨询。③1826年3月14日，哈瑞特还是奉命成婚，嫁给了比她大11岁的泰勒。好在婚后的最初岁月，哈瑞特还是感受到了甜蜜与幸福。但随着泰勒先生因忙于经营生意，经常不在家中；同时两人的思想差异也愈加突显，泰勒先生只顾忙生意，对阅读等文化活动也无甚兴趣，情趣乏善可陈。虽然他对哈瑞特体贴周到，照顾有加，但两人还是缺少思想交流和艺术欣赏等共同点。这一点，密尔在其《自传》中也作过说明，泰勒先生“对知识性活动和艺术缺乏兴趣”④。所以，哈瑞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多么希望有一位姊妹能够说些悄悄话。可见哈瑞特对婚后生活并不是特别满意，内心的孤独导致她迫切渴望精神上的交流。更起关键性的因素是，1830年冬，哈瑞特发现泰勒先生患上了梅毒，⑤这让她异常愤怒。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不能接受这一事实……我为何非要和这样的男人维持婚姻关系。他不能再接触我，只有孩子才能维系着我的存在，但我时常担忧孩子们的身体。”⑥同时，她也不禁发出质问：成年男性在结婚前可以在外面寻花问柳，为什么非要女性保持贞洁，而男人们却不？⑦ 正在夫妻关系处于危机的这段时间，哈瑞特的朋友威廉·约翰逊·弗克斯建议她转向读书和写作，哈瑞特也如此去做，不断地充实自己。但在这一过程中，哈瑞特还是感到特别的孤独，时常向她的朋友抱怨精神生活的空虚无聊，希望找到一些能够进行沟通与交流的人。于是，弗克斯想到了约翰·密尔，觉得应该介绍哈瑞特与密尔相识，由此可以建立起一些社交来往，并给哈瑞特一些帮助。此时的密尔刚满25岁，年轻英俊，高度智性。1806年，密尔出生在伦敦，他从未上过学校，自幼便由其作为思想家的父亲詹姆斯·密尔直接来进行教育。3岁便开始习识希腊语，8岁学习拉丁文，同时也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阅读一系列古典名著。正是由于密尔拥有如此的才华，他的朋友弗克斯才认为，密尔是个才华出众、前途灿烂的青年思想家，也希望他能和哈瑞特见面，并认定密尔可以在阅读与写作等精神层面上帮助哈瑞特。 于是，1831年1月的某个星期二，哈瑞特的丈夫泰勒先生正式向密尔发出了邀请：泰勒先生偕泰勒夫人荣幸地诚挚邀请密尔先生于下星期二5点钟出席晚餐，同时受邀的还有弗克斯先生和德塞泰维尔先生的一些朋友，届时您会见到他们。1月28日于“芬斯堡广场”。⑧在这一次的见面中，密尔和哈瑞特是否一见钟情，还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不过这位新朋友密尔的到来确实让哈瑞特由衷地感到高兴。这在她的日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多么非同寻常！今晚我们的晚宴带给我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鲁巴克、格雷厄姆和密尔谈兴甚高，谈及他们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格雷厄姆和密尔正在合作撰写一本论政治经济学的书。去年夏天，他们还都访问了法国，知晓了很多关于法国革命的信息，他们坚信这场革命将会拯救这个国家。我们还谈论了正在我国进行骚动的工人以及对此已经实施的很多措施。假定密尔提出的个案是正确的话，革命极有可能也将会在英国发生。如果我能像他们那样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这样的工作中去，也许我将会在悲惨命运的余生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在交谈中，我丈夫得知他的祖父曾是密尔家的近邻时，他就对密尔甚感兴趣。这很奇怪。”⑨从哈瑞特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她的确处于一种精神状态不佳的境地，甚至使用了“悲惨命运的余生”这样的词句。实际上从年龄上讲，此时的哈瑞特才不过23岁，正处风华正茂；同时她也被密尔等人的思想所吸引打动，希望要有一番作为，而不是成为那种整天待在家中备受压抑的女性。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次相见改变了日后的生活”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