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对官方档案的大量梳理和使用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特色，并仍然是未来推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即讨论戊戌变法史基本文献中的一个小问题，《清史稿·翁同龢传》的意义。 翁同龢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学界多有关注和研究。近年来翁同龢相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研究极为出色，大量新文献和重新整理的文献使得翁同龢研究有了丰厚的史料基础。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资料也值得重视，清史馆纂成的《清史稿·翁同龢传》就是这样一个文献。《清史稿·翁同龢传》是官方记载翁氏生平的重要文献，涉及翁同龢本人形象及对戊戌变法与其他晚清史事的书写。该传多年来深得学界重视，对其意涵和史事多有解释①，其中谢俊美先生的讨论尤具卓识。但《清史稿·翁同龢传》是一个重要的论述，涉及对晚清某些重要史事的书写，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 认识“翁同龢传”的价值，需要结合该文献的形成过程来进行。“翁同龢传”的纂修跨清末民初，经历了不同的纂修制度，有记载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不同版本，而这些“翁同龢传”的纂修过程学界并非全然了解，由此影响到对这些记载的理解。本文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结合“翁同龢传”纂修过程讨论不同版本“翁同龢传”记载的意义。 一、清国史馆《翁同龢列传》的纂修 今日学界熟悉的“翁同龢传”是清史稿中的版本，但这并非该传的唯一版本，也不是国史馆《翁同龢列传》的最早面貌。《清史列传》卷63《已纂未进大臣传二》中的《翁同龢》②，学界对其纂修过程并无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翁同龢传包传稿》提供了重要的纂修情况，基于此，可知《翁同龢传》的纂修经过。《翁同龢列传》是清国史馆的作品，但其纂成时间已经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 《翁同龢传包传稿》中有《翁同龢列传》两种钞本，一是带有批阅修改痕迹的钞本，此外一种是字迹工整的清缮本。另外还有题名为《翁相国履历》的事迹册。这些文献说明了《翁同龢列传》的纂辑经过。 《翁同龢列传》的封面有“协修官商大人老爷印衍鎏纂辑三年五月初一日领八月初六日交”以及“纂修钱骏祥覆辑”等字样，说明了纂修情况。根据这些文字，我们可知，《翁同龢列传》是1911年5月28日，即清宣统三年五月初一日，纂修者领受了任务，开始纂修。到1911年9月27日，即宣统三年八月初六日完稿。14天后，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 《翁同龢列传》的纂辑者是商衍鎏。商衍鎏(1875-1963)，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号康乐老人，为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籍，民国后改称广东番禺人，著名学者、书法家。1894年甲午科举人。1904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商衍鎏得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成为清末科探花，任翰林院编修。曾任侍讲衔撰文、国史馆编修、实录馆总校、文渊阁校理等职。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 《翁同龢列传》的写法基本依照清国史馆成规，纂辑者据来自吏部的履历或者事迹连缀成文。同一传包有《翁相国履历》一册，封面写有“刘登瀛交馆”，另有整理时的编号：(1990-3)。此刘登瀛，可能是桐城派后学，字际唐，一作际堂，南宫县刘晒村人。15岁时被吴汝纶选入信都书院就读。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乡试第一，授巨鹿县训导。曾随吴汝纶在保定莲池书院就读。后被直隶省学校司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初任省视学，后任保定高等学堂优级师范教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授山东知县，坚辞不任，其后二三十年，历任河北大学、山西大学教授，致力于教育事业，深受学生尊崇。著有《伦理讲义》《刘登瀛诗文集》等。 此《翁相国履历》未题时间，但同一传包有《吏部覆片》，说明刘登瀛在1909年8月4日清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前完成了《翁相国履历》，提交国史馆。上有“满提调松汉提调谢阅七月初一日恽阅七月初一日”等字样，另有“宣统元年陆月二十九日”。两位提调待考，但从签名的时间说明《翁相国履历》确实按期完成了。 《翁相国履历》按年逐次记载翁同龢职衔升迁，没有臧否。《翁同龢列传》全文共约1800字，基本是在《翁相国履历》基础上写成。清廷国史馆纂成的大臣传，往往篇幅在万字左右。《翁同龢列传》相对较为精简。通观全文，该文乃依照清代大臣传的基本程序和工作方法，由纂修官根据户部提供的大臣履历，逐年接续事迹，纂辑而成。这样的记载基本是任职的流水账，详于职务升迁，于具体的事功较少记载，点评也少。这在翁氏两个重要经历的记载方面表现突出。 其一是，中法战争中翁同龢首任军机大臣的表现。传文曰：“(光绪)十年，越南事起，法人搆釁。朝廷念国家元气未充，时艰日钜，内外事务丛脞堪虞。而军机处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不能辞咎。严旨切责，将军机王大臣等悉予斥退。同龢直枢廷，适当多事，亦以无所建白，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其中的“同龢直枢廷，适当多事，亦以无所建白，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此段在《翁相国履历》中原文是“皇太后懿旨：……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工部尚书翁同龢甫值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纂修者在其中插入了“严旨切责，将军机王大臣等悉予斥退”一句，指出了当时的情势，有为翁同龢开脱之意。 其二是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一时期翁同龢的事业达到了高峰。“二十年，赏戴双眼花翎，并紫辑。是时，朝日事棘。朝廷意主用兵，畿辅近地，征调云集。命同龢会同恭亲王等商办军务，再授军机大臣。二十一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二十二年，充方略馆总裁。二十三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龢痛于甲午之役，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破格求贤，冀匡时变。惜望治过急，荐举非人。操切酿乱，朝野骚然。二十四年四月，奉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十月，又奉硃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