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后期，生存性资源竞争加剧，陆续迁入广东中南部腹地的客家移民，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周边人群对他们的歧视甚至敌意。在土客矛盾与冲突频发的背景下，土著与客家移民之间的社会文化“边界”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①于是，一方面是土著对客家移民群体印象的日趋负面化，另一方面则是客家籍知识精英通过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系统建构，彰显出越来越强烈的“我群”意识。19世纪以降客家籍知识精英围绕着“我群”历史文化发展起来的书写传统，正是伴随着这种不断高涨的“我群”意识深化发展开来的。 饶有意味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瞬息万变的历史情境下，客家籍知识精英围绕着“我群”历史文化的“知识考古”工作，因时移势易而与各种时代性的议题轮番地交织在一起。在19世纪末“救亡”“保种”的时代议题下，客家人千年颠沛而又百折不挠的经历，客家妇女不缠足的习俗以及独特的民风民俗，都和“优胜劣汰”这一“天演公例”之下的“强者”“优者”和“胜者”联系起来，梳理客家的历史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与救亡保种的神圣事业发生了内在的逻辑关联。20世纪初叶，在“排满”与“革命”的时代潮头，有关客家方言与文化的研究，又被赋予“和齐民族”“卫国捍群”的神圣使命。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因应“汉学的正统应建设在汉土”的诉求，关于客家方言与歌谣的研究，遂又被赋予和西方汉学“争胜”的全新意义。正是在这种层层推进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围绕着客家历史文化的书写，终于从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上升成为现代人文学术语境下的“客家学”。梳理其间的曲折与变化，勾勒百多年间围绕客家历史文化所建构的知识谱系，不仅能够加深对客家研究学术史的认识，而且对于理解现代学术语境下人文知识的建构、生产与社会变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显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② 一 “轴心时期”的“元典”建构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广东博罗、东莞一带，发生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耆调解，始息”。③这场发生在客家人与广府人之间的斗案，未见任何官方记载，就连后来编修的地方志，也没有片言只语涉及此案。由此推知，无论是斗案的规模还是影响，都是极其有限的。 然而，由这场斗案引发的关于客家源流及其历史文化的书写，却揭开了客家研究学术史的序幕。斗案结束后，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的和平县客家籍人氏徐旭曾(字晓初，1751-1819)，就院内诸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的疑卡，开始讲述客家的源流及其文化。徐氏的讲述，经门人整理，以《丰湖杂记》为名，收录于《和平徐氏族谱》之中。正像后人评述的那样，这份讲述“虽文仅一千余言，然颇简明得要，且为最先提述客家源流问题的作品”，④故而一直被视为客家历史文化研究的先声。 徐氏开门见山指出：“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⑤他认为，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他们是在宋元之际随宋室南渡而迁至岭表的，“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寥寥数语，不仅勾勒出客家人“中原衣冠旧族”的前世，而且还赋予其“忠义之后”的现世禀性。这种勾勒和赋予，由于和宋元时期的大历史高度叠合，从而给人以强烈的“信而有征”印象。 他接着又分析了“客”之得名的缘由： 一因风俗语言之不同，而烟瘴潮湿，又多生疾病，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内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属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无间隔，休戚始可相关……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彼同也，故仍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 在他看来，土客之别，最核心的问题乃是历史文化(即徐氏的“风俗语言”)之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土人”一直称客家人为“客”，而客家人也每每以“客”自称。 徐氏的讲述，不仅涉及客家的源流及其历史发展、客家人的空间分布和风俗语言、客家妇女以及土客关系等各个方面，而且还首次揭出客家人根在中原这一核心论说。至于讲述中预设的诸多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其他重要论题，诸如客家乃“忠义之后”、客家妇女的勤劳自立“直胜于男子”、客家人“雅不欲与土人混处”而坚守自身的风俗语言等等，也都成为此后客家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故而这份讲述不仅在一般的意义上开启了客家研究的先河，而且其文本也成为“轴心时期”客家书写的“元典”。 作为一位传统的士大夫，徐旭曾之所以能够提出一系列可称之为“先见之明”的论题，主要的原因还得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土客关系的紧张之中来找寻。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早期，华南地区的土客矛盾日趋尖锐、土客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广东的中南部一带，随着客家移民向广府人群核心聚居区推进，两者的社会文化“边界”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乾隆《增城县志》，就已清晰地透露出这一点： 至若客民，隶增者虽世阅数传，乡音无改。入耳嘈嘈，不问而知其为异籍，亦一异也。⑥ 所谓“异籍”，显然是从制度的层面标出了“客民”的外来者身份，而“入耳嘈嘈”更是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摹写出这些移民的“非我族类”。 除了这些身份或语言文化的差异之外，双方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着明显的竞争关系。据该书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