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9)03—0100—17 在清朝，中央政务的决策依据，主要包括题奏本章、奏折两类文书的呈递与处理。与前者相关的朝会模式，有御门听政；与后者相关的朝会模式，则包括每日的军机处“见起”(皇帝召见)、值日衙门堂官的预备召见备询。①在奏折制度推广、军机处成为君主的秘书机构之后，题本的地位逐渐下降，处理题本，尤其是其疑难部分——折本的御门听政，频率逐渐降低，直到咸丰朝之后停罢。每天的大小政务，通过军机大臣与值班部院大臣这些小规模的见起来处理。辅弼君主的军机处制度，被认为代表君主专制的顶峰而饱受诟病。但这似乎容易造成误解，即以为所有政务都是乾纲独断，进而忽视君主之外的因素在政务决策中的影响和作用。 对传统制度怀有敬意的钱穆先生曾经议论说：“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但毕竟还是有历史旧传统的，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假如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叫做廷议”。②“虽说”“但毕竟”这类言语，显然是替明朝制度辩护，针对的正是清朝的“君主独裁”。与学者们立足于批判旧制度的专制特性不同的是，钱穆同情传统制度，只将清代君主独裁看作是“部族政权”的特征，通过将清制特殊化，把它同此前的传统制度剥离开来。这样做，起到了辩护之效，结果却是忽视了清制对明制的继承。事实是，钱穆所列举的明代“廷议”——九卿会议模式，不仅存在于明代，也贯穿于整个清代，晚清时期运用得尤为频繁。汪康年曾说：“我朝有大事，固尝有令六部九卿会议矣。”③熟悉当时政务运作的吏部司官何刚德也说：“从前国有大事，则交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④由此可见钱穆先生立论稍偏。 学术界因长期强调清代君主专制的加强这一大趋势，故在政治制度领域，尤其注意以君主为核心的军机处和奏折制度。此外，学界对晚清偶尔进行的京、外官员大讨论都有过考察，例如1875年前后“海防与塞防之争”、甲午后政局的大讨论等，⑤但对于频率更高的九卿廷议及其扩大而成的“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似未有关注。本文希望对这一会议模式进行考察，并侧重论述它在晚清时期的运用和政治影响。 一 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到九卿会议 清朝在入关之前，就有“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政模式，带有浓厚的军事民主制特色。成员包括宗室贵族、八旗要员与重要大臣。清太祖时期有五大臣议政的模式，太宗时期出现“议政大臣”职衔。因参与议政的成员有亲郡王、贝勒等，故又称“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⑥清朝仿照明制设立六部后，政务转由各部议奏，议政王大臣的权限缩小，且笼罩在扩张后的皇权之下。顺治初年，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执政，议政王大臣会议更多只是辅助商议和决策。从顺治七年(1650)到康熙十二年(1673)，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扩大，执掌最广，议政内容包括重大刑名案件、军务方略、边疆与民族问题、渎职官员的议处、重要官吏的铨选等内容。在此之后，会议人数减少，乾隆年间最终消亡。⑦ 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同时存在的，还有九卿会议，这原本是明代的议政模式，万历年重修的《明会典》专章记载“会议”旧例，称言： 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今后在京衙门有奉旨发放为格为例及紧要之事，须会多官计议停当，然后施行。又令各衙门会议事，六科给事中与议，若有众论不同，许面奏定夺。宣德三年(1428)奏准，官民建言，六部尚书、都御史、六科给事中会议奏闻。正统十年(1445)，命内阁官与各衙门会议，后免会。正德六年(1511)奏准，凡事机重大，会官议拟，先备揭帖送该议官人各一本，如紧急，亦将略节先送传看毕，方才请会，仍行守卫，严禁在傍观听者。近例，凡朝廷有大事，当会别部或会九卿堂上官及掌科掌道官议者，该部奏请得旨，然后请会。若合会武臣，则五府管事官皆与；合会儒臣，则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国子监皆与。若刑名，则锦衣卫与；若大事，则皇亲驸马皆与。其奉旨会某衙门者，如旨施行。⑧ 这里提到了会议政务的多个层次：最常见的是各部堂官会同六科给事中与议；大一些的会议是某一部会同他部；更大规模的是会同九卿衙门堂上官、六科掌印给事中、都察院各掌道御史；最大规模的则再加入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等机构的官员。此外，内阁也曾一度加入会议人群。万历年间(1573-1619)的例子是，某部该管之事，如果会同他部或者九卿及科道商量，须由该部请旨而后会议。其他参与会议的官员人群，视会议问题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据同一时期沈德符的记载，每当有公事会议奉旨有“大小九卿公同”参与时，由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以上为大九卿)及太常寺、詹事府、顺天府、光禄寺等部门堂官(小九卿)参与。⑨可见，明朝的廷臣会议是较为常见的商讨政务的模式。会议时，相关部门先将议事内容写成揭帖，供会议者提前阅读。有不同意见，可在君主前面奏定夺。会议意见并非最终决策，而是须将结果上报请旨，交君主裁决。 清朝的廷议在内容与形式与明制相似。乾隆间敕修《皇朝通典》记载：“凡有应议大政、大狱，(大理寺)与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称九卿会议焉。”⑩这里所说的九卿，与明代九卿“六部、都、通、大”的概念相同，只不过清代九卿有满汉两缺，人数比明朝多一倍。此外，清朝的大政商议，无论是早先的议政王会议，还是后来的九卿会议，往往加入大学士共同参与。《皇朝通典》又载：“自国初置文馆，设八大臣及十六大臣，凡事与诸贝勒会议。天聪十年(1636)，改设内三院，曰内国史院、曰内秘书院、曰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11)内三院即清代内阁的前身，内三院大学士在入关前即参与诸贝勒会议。后来随着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式微与九卿会议的常规化，大学士亦加入到九卿会议之中。另外要说明的是，在顺治、康熙年间，议政王大臣与大学士、九卿部分重合，且经常共同会议。从《实录》记载来看，康熙二十四年(1685)之后，原本参与会议的议政王与大学士九卿并称的概率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