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在过去十年间始终位列我国年度社会思潮前列。①党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高度重视，视其为一项极端重要的战略任务。习近平强调指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传播虽然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并未彻底绝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途径、渗透手段更为多样化，更具隐蔽性。”③其叙事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由硬到软，从直白表达转为间接暗示。正如有学者提出的：“硬性攻击转向柔性渗透……这种转向模糊了它固有的政治主旨和价值取向，隐蔽了其实质，其软性和隐性的特点给研判和辨析工作带来了难度。”④这种呈现出新特点的叙事方式具有现实的危害，会严重冲击主流历史观，消解历史价值，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 一、历史虚无主义从灌输叙事转向引导叙事 此前较长一段时期内，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方式是直白地陈明思想观点，接受主体无须揣摩、猜测或推理即可理解，其传播特点是从外部把特定思想观点灌输进接受主体心里(以下简称“灌输叙事”)。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普遍选择以间接渗透的叙事方式进行传播，即不再直白地陈明思想观点，而是将其隐藏在字面信息之外，通过精心设计的话语线索以暗示、隐喻、对比、类比、反讽等方式间接传达。其传播特点是引导接受主体在内心“自发”地认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观点(后文简称为“引导叙事”)。从灌输叙事到引导叙事的转变集中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宏大转向琐碎，以边缘话题解构中心话题。解构主流历史结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手段。与以往不同的是，引导叙事所聚焦之处不是历史事件及人物的中心话题，如“共产党领导抗日”等体现历史发展趋势、决定历史评价导向的宏大主题，而是关注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局部环节、特定细节或非关键要素。通过以小见大、由此及彼的手法解构中心话题。在正常情况下，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把握主流，由此对林林总总的素材形成规律性认识；即使涉及非中心话题，也是为了对“把握主流”予以补充和巩固。只有如此，历史的客观规律才能浮出水面，从而为现实实践提供正确指导。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⑤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却违背这一基本学术范式，用次要矛盾、次要方面取代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着重于在边缘话题研究中得出反主流的结论，以此间接地推翻主流历史结论。用局部推翻整体、用支流颠覆主流、用个案反对普遍。可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⑥。这些边缘性话题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贴合大众的日常生活实际，容易引发普遍关注；二是导向与主流观点相悖，即找正面事件或人物的“反面话题”、找反面事件或人物的“正面话题”，所以能够迎合部分群体的猎奇心理、逆反心理以及因现实问题导致的负面心理和阴暗心理；三是主流思想话语较少涉及，接受主体对此缺乏足够背景知识，所以容易受其引导。面对好坏对错混杂的情形，一般大众往往无法准确地分清主次、辨别真假，难免会被其引导，在不自觉间冲淡、动摇甚至解构此前对中心话题的既有立场与判断。 第二，从单一转向多元，借视角切换剪裁历史真相。视角切换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话语叙事的重要特征之一。为了向社会大众广泛进行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披上了不同的视角“外衣”，如口述历史、平民叙事、文艺创作、网络段子等。历史解释必须有正确的视角，否则就会因视角差异得出错误的历史结论。一旦历史进入其他话语视角，历史虚无主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其“削足适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心所欲地进行剪裁。 “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队伍中所处的地位就决定他在观察过去时所采取的观点。”⑦依托其他视角，历史虚无主义“用现象代替本质，以片面代替全局，以部分代替整体”⑧。这必然会歪曲历史真相，进而导致意识形态、阶级归属和历史观的淡出，使历史叙事沦为相对主义的文字游戏。例如，在部分文艺作品中，以艺术视角对历史事件进行改编，随意删除反映历史规律与深邃意蕴的内容要素，使历史蜕变为痴男怨女的爱情纠葛、政治人物的权谋斗争、个人私怨的打击报复，甚至改换为对当下现实生活中琐碎无聊的同义反复；在部分“讲坛”类历史普及节目中，打着“贴近人民”“通俗易懂”的口号，把历史改造得面目全非；在网络空间中，以游戏、娱乐为理由，恶搞红色经典、颠倒是非黑白；即便在尤为讲究规范的学术研究领域，也以“重评历史”为借口，在与主流结论相悖的视角下按照其预设结论对历史进行剪裁，甚至做必要的“想象性假设”。 第三，从直说转向暗示，用言外之意传播错误思想。话语意义是多维度、多层次的。除字面信息所承载的语义之外，还包括非字面信息的言外之意。引导叙事的根本特点就是在言外之意中传播虚无历史的错误思想。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话语叙事所设置的线索，引导接受主体在解读字面信息的语意时“自发”形成虚无历史的言外之意。这来自接受主体对话语中“留白”部分的内容填充。历史虚无主义在引导叙事中将涉及立场、定性和历史观等关键结论的内容全部设置为“留白”，并利用话语线索对填充“留白”的路径和导向进行严格制约，使接受主体在信息填充中看似“自发”、实则别无选择地得出预定结论。例如，在对狼牙山五壮士英勇事迹的细节分歧的“研究”中，作者通过对“溜下来”“窜下来”的暗示，引导接受主体填充葛、宋二人贪生怕死的信息，以此“合乎情理”地解构革命英雄主义。这些想法是话语的言外之意，往往被接受主体视为自己“独立思考”的产物，是自己“深入分析”的结果，而且符合自己的“常识”判断，所以比灌输而来的思想更容易得到接纳、认同和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