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9)02-0085-20 一、研究背景 当前，毒品已经成为一道严重困扰世界各国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难题。据2018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显示，2016年，全世界大约有2.75亿人至少使用过一次毒品，占全球15至64岁人口的5.6％(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8b)；在全球约1200万注射吸毒者中，160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另有610万人患丙型肝炎，由吸毒引发的疾病发病率、死亡率整体呈增长趋势(新华社，2017)。与此同时，我国的毒品形势也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安机关查获并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数量急剧攀升，近几年来增速放缓，2017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达255.3万名(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8)。其中，我国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蔓延问题得到遏制，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成效得以巩固，但低龄化特征仍然不容忽视，全国青少年吸毒人数148.6万名，占比59.3％(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7)，面对当前新型合成毒品迅速蔓延的新形势，青少年合成毒品滥用问题也日益突出。青少年作为当下最主要的吸毒群体，伴随而来的复吸率高、艾滋病传染严重、犯罪现象突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无疑严重阻碍青少年的健康发展，也同样威胁地区稳定和社会和谐。有于此，青少年群体吸毒问题已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也成为学术界亟待关注的重要课题。 纵览国内外学界针对青少年吸毒群体的研究，学科视角多集中于医学、心理学、犯罪学等，社会学视角下的吸毒群体及其行为研究稍显不足。基于社会学视角对青少年群体吸毒行为成因的分析，国内外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关注于微观个体层面因素，包括环境逆境与人格特性的互动关系(Kendler et al.，2003)，社会交往中冲动、追求新奇感等高风险成瘾特质(Kreek et al.，2005)，以及青春期青少年毒品危害无知、对他人轻信盲从、自控能力弱等认知偏差(王玉香，2011)；二是从宏观结构层面，剖析失业、犯罪(Preble & Casey，1969)、工业城市社会经济困难(Buchanan & Young，2000)、结构性不平等导致环境中风险与危害增加(Odgers et al.，2012；Saechao et al.，201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风险因素和毒品社会控制力度(刘能、宋庆宇，2015)等因素，如何决定地区毒情趋势；三是考察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关系，如社会学习、社会控制、亚文化等理论视角下父母和家庭、学校和朋辈等社会关系对青少年个体的保护或风险管理功能。总体来看，学界沿着从宏观结构到微观个体的研究路径，对青少年群体吸毒的成因展开了丰富的探讨。但是，在中观层面上对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的分析则存在解释鸿沟，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分野仍有待调和。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从社会与文化两个维度，来提供青少年吸毒群体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机理的中观层面解释框架。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说明的是，当前青少年吸毒问题呈现两种新形势：在滥用种类方面，青少年是我国滥用新型合成毒品的主要群体(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8)；在经济阶层方面，涉毒青少年群体内部呈现出两种极端差异，一种是资源禀赋薄弱的群体通过吸毒抵御生活困境，另一种是出于消遣、娱乐目的而使用俱乐部毒品的富裕群体(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8a)。通过实地调研得知，由于毒品制贩种类具有明显的区域化特征，而且混合吸食的情况较为普遍；与此同时，我国大多数吸毒青少年仍然是低学历、低收入群体，依据经济阶层的划分维度来观察吸毒青少年群体特征则相对稳定。因此，本文试图将新型毒品和传统毒品置于同一视角下，聚焦于前一经济阶层青少年的吸毒事实，以此来更全面地展现资源禀赋匮乏的弱势青少年吸毒行为的生成逻辑，并为新时代我国政府毒品治理的开展提供学理支持。 二、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要想充分认识吸毒行为的社会诱因，首先需要厘清：这些资源禀赋缺失的青少年群体为什么吸毒？这些诱因如何影响青少年群体吸毒行为？诸多诱因之间的交互作用机理何在？面对这些问题，本文将在总结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展现吸毒群体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全景的分析框架。 (一)社会排斥：来自主流社会的“推力”诱因 从词源学角度，法国学者雷内·勒努瓦(Rene Lenoir)(Lenoir，1974)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的概念，用来解释经济领域的相互排斥现象。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用社会排斥来分析当时失业、贫穷等社会问题，并应用于社会政策领域(向德平、唐莉华，2006)；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大，并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但在定义上尚未达成一致。此外，社会排斥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阿马蒂亚·森(2005)将社会排斥分为建构性排斥与工具性排斥；也有学者归纳为“谁排斥”视角下的经济排斥(包括劳动力市场排斥、贫穷和消费市场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5个维度，以及“谁被排斥”视角下的个人排斥、团体排斥和空间排斥3个维度(Berghman，1995；Kronauer，1998；Burchardt et al.，1999；Gordon et al.，2000；Percy-Smith，2000a；曾群、魏雁滨，2004)。总结来看，社会排斥是个体在社会中从主流社会被不断歧视、排挤而到达边缘化状态的动态过程，它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等多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