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世界130多个国家可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和贫穷国家。工业化通常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高收入国家几乎都是顺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等先行工业化的国家，也包括后来追赶进入高收入水平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后工业社会中服务业占比提升和制造业占比下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必然趋势(Clark，1957[1]；Kuznets，1966[2])。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经济发展阶段做了不同但相似的划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和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理论。钱纳里在霍夫曼工业阶段及指标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分为6至7个时期，认为初期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之后逐渐以重工业为主，之后服务业高速发展，最后高科技产业从服务业中脱离出来并形成主要产业。从需求端来看，工业化初期应该以满足最终需求的生活需要为主，之后逐渐过渡到中间产品的提供，最后再回归到最终生活需求的满足。库兹涅茨在克拉克关于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按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依次递进演化的内因是资源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 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忽视了创新对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作用(Ngai和Pissarides，2007[3]；谭洪波和郑江淮，2012[4]；郑若谷等，2010[5])，或者割裂地分析创新和产业结构变迁两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Jiang和Hui，2004[6]；Eichengreen，2011[7]；丁志国等，2012[8])；二是普遍过分强调其正相关性(刘伟等，2008[9]；丁一兵等，2014[10]；Chenery等，1986[11])。但是，从产业结构变迁过快导致落人“中等收入陷阱”角度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史丹(2015)[12]最先引入“产业结构早熟”的概念，即产业结构早熟的内涵是虽然产业结构已接近发达国家，但是人均收入和国家创新能力并没有达到足够高的程度和水平，导致需求不足和有效供应不足并存。她认为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后，制造业没有持续地发展并实现技术升级，导致国民经济缺乏能够不断推动技术进步的产业支撑，因此不能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从国际上看，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增长失速的同时，普遍伴随着比较严重的产业结构早熟现象。以巴西为例，1980年巴西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超过2 000美元。当时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为33.7%，但在1987年见顶后快速下降，到1997年已下降至16.7%，2011年更进一步降至14.6%，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缓慢，直到2010年人均GDP才达到10 000美元的水平。 自2012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明显改变，服务业占比持续提高，由2000年的40%迅速上升至2015年的50.5%，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却由原来的两位数速率下降到1位数速率，2015年进一步下滑至6.9%，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值，比“十五”“十一五”增速下降三分之一。作为一个在新千年才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增长速度是中国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发达国家的必要因素，决定着“十三五”时期中国是在产业结构完成提升的同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像一些南美国家一样遭遇产业结构早熟难题，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产业结构早熟表象是服务业过早成为主要产业，其内在原因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发育不足。这种支撑产业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典型形态。随着20世纪末互联网的出现以及近几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以信息化带动本身所处的服务业，以及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逐渐联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互联网式创新力的创新异质性对产业结构产生了特殊影响，继而影响经济增长水平。笔者认为，中国与所有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当前正处在一个产业结构变化与创新能力提升能否同步的关键阶段，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发展机遇。我们运用历史数据验证了产业结构早熟问题，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讨互联网出现前后，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而探讨互联网能否为中国三大产业带来健康、良性的发展，推动产业可持续升级，提供转型加速度，在“十三五”时期通过一种“中国特色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产业结构早熟现象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意识到了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产业结构过快增长可能带来的问题。罗德里克(2013)[13]认为，除了少数依靠资源优势的小国外，多数国家的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必然伴随着工业水平的持续提高，而服务业占比的过早提升则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蔡昉(2014)[14]利用库兹涅茨的理论，指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合理的产业结构变迁可以看作是“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演化，背后是资源向生产率更高的产业集中；而导致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的产业结构早熟则可以看作是“逆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演化。 从历史数据来看，20世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济分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产业结构早熟的问题来解释，也即产业结构是否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库兹涅茨”式升级。20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依靠进口替代、东亚国家依靠对外出口，积极调整产业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带来了产业结构升级和高速增长。然而与发达国家的路径不同，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动没有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Baumol，1967[15]；干春晖等，2011[16])。依靠资源红利、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的短期增长也带来了思维惰性和路径依赖，从而其本国的创新产业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后劲不足，进而经济增长后劲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