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与农业伦理学响应  

作 者:

作者简介:
任继周(1924- ),男,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草业科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农业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兰州 730020;方锡良(1977- ),男,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以及农业伦理学相关研究。兰州 730000

原文出处:
中国农史

内容提要:

中国工业化经过三个阶段,即从1949年到1980年的工业化奠基阶段,1981年到1990年高速发展阶段,从1991年到2015年的工业化完成阶段;2015年以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展现了农业的特殊贡献及其伦理观诠释。中国工业化的特点在于与世界后工业化发展同步。中国工业化始于1949年,恰与敲响工业社会危机警钟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出版同年。以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环发会议为标志,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中国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民间企业,不排斥污染企业和工业垃圾的输入,使中国遭受严重污染,而农业是一切污染的主要受体。各类污染由水体而土壤而食物,进而危及社会安全。对农业系统的开放性认识不足,对农业缺乏伦理学关怀,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出现了举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但世界范围内由于后工业化到来,人们在对长期冷战思维的反思中,萌发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互相协作的需求多于对抗、共赢优于零和的观念,于是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期。目前中国农业伦理学的任务是保留农耕文明精华,汲取工业文明的成果,熔铸构建全新的后工业文明的农业伦理观。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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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发生的平台。中国农业伦理作为中国农业思想的基石,对中国农业,乃至全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发生敏锐响应。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总是从城市开始,而中国农业始终被动地承受着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施加的压力,做出被动响应。随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逐步发展,响应的深度逐步延伸,由经济而社会而文化的多层面、多方位。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高速完成了工业化并初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现在常见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以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工业化道路。其意在强调改革开放对工业化的巨大作用。但究其实际,新中国在1949年建国初期就致力于将农业国改换为工业国的面貌。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从1949年到1980年的第一阶段,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1981年到本世纪初的前10年为第二阶段,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GDP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15年以来,进入第三阶段,即后工业化时期①。但后工业化时期仍然属于工业化的一个特殊文化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下面逐一阐述。

      一、中国工业化历史的伦理学考察

      中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发展,诚如前述农业伦理学特征逆推,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可分为两大阶段。中国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建国后三十年,即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中国已经为“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初步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位列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十位。

      中国工业化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果,苏联的援助是重要因素,但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从苏联取得的经济援助不过22亿元,其中还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直接用于工业化建设的不过区区5亿元。这点钱只能在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上起到撬动作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还是靠我国自己的力量。不言而喻,这就是主要依靠农业和农民的贡献。当时除了农业我国几乎一无所有。

      中国农业挑起了国家工业化起步的重担,这是非常艰难的起步,超负荷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初建时,全国GDP仅123亿美元,人均GDP23美元,人均年收入仅16美元,排名世界倒数第一。当时的钢产量只有15万吨。毛主席提出工业“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口号,全民大炼钢铁的奋斗目标也不过是2700万吨。现在看来这个低得可怜的目标,即使倾全国之力,甚至“砸锅卖铁”也没有达到,还伤害了社会其他行业的均衡发展。这样的工业基础,说是“一穷二白”一点也不过分。

      当时作为立国之本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粮食亩产仅137斤,约当现在生产水平的一半,粮食总产量为2.774亿斤,但按当时的5.4亿人口计算,人均418斤,尚属温饱水平。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要承担几乎国家建设的全部需求,包括国内肃清残余反革命武装,国外支援抗美援朝,养活全国城市,支撑国家机器运转,包括450万规模的军队和数目难以计量的干部。在满足上述负荷的前提下缴纳公粮,留足种子,最后才是自己的口粮。全国农民只能处于“糠菜半年粮”的半饥饿状态。

      就是在这样可怜的低水平上,挤出一些宝贵的积累,建成了世界第十位的工业基础,我国农业付出了巨大代价,农业伦理学被严重扭曲。其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更加突出。农民流动被严格限制,不许离开户籍所在地,扩大了农村受灾程度,也妨碍了城市化进程,社会自组织功能被严重斫伤;其二,源自远古的“日中为市”的农贸市场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农业的开放功能全然丧失;其三,农村医疗保健则依靠其薄弱的原始“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已经极度贫困的农民集资办学,以几十元的极低年薪聘请“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成为这个时期的特殊印记;其四,在生活极端艰难的时刻,城乡居民同在生与死的阈限上挣扎,但城市有最低口粮保障,而农民则被迫全部自给,没有任何保障。农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尤其青黄不接的季节,千方百计突破户籍藩篱,个体的或有组织的逃荒群众相望于途。就是在上述农村超重负荷下,中国工业化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农业、农村和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惨痛代价,值得我们做出农业伦理学的深刻反思。

      中国工业化的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我国如灯蛾扑火,加快工业化步伐,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系统,获得GDP的巨大增长,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呈现不可遏制的大国崛起之势。人们常说“中国速度”,30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300年的路程。

      但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工业化的成果,一切工业化的苦果也骤然集中出现,而且多集中表现于农业和农村。中国农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一,农业和农村是工业化污染的主要受体。工业化启动之时有句话大家记忆犹新“我们要利用后发优势,汲取工业国家的教训,不要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结果却是污染程度比先进国家当年的污染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两头在外”(即原料和产品在外,生产在国内)的生产方式,毫不回避将污染企业引入国内,甚至将工业垃圾大量引入,从中捡取廉价的工业资源,中国一度成为世界主要垃圾消纳场,由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首先是水资源污染,然后是土地污染。据统计,被污染的5类水资源曾达80%以上,耕地污染不低于30%。因而殃及食物安全和人民健康,癌症村、高铅毒害区、高锌毒害区、高镉毒害区、艾滋病村等污染高发区出现于我国工商业发达地区的农村,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事例说明,各类污染“千条线”,无不集中在农业这“一根针”上。农业是污染危害的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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