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所使用的“大断裂”，是借用了弗朗西斯·福山在《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的一个概念。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在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的“大断裂”，表明社会的各因素、各部分之间失去了有机联系，互不支撑，甚至互相损害，从而使社会处于“支离破碎”的境地，任何一个国家或迟或早都要受到大断裂的影响①。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各种矛盾突出，各种问题叠加，亦表现出一种断裂特征，其中伦理的断裂就是统一价值观失效与社会道德失序的表现，对此我们必须理性审度并提出应对战略。 一、大断裂：中国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隐忧 福山认为，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社会资本大量流失，主要表现为犯罪率的上升、社区的损毁、家庭的解体、意义的丧失、信任的流失等由此表现出的一种社会制度危机，原因主要是由贫困和不平等、错误的政府决策、文化的转型、不确定导致的不安全等。福山认为，这种危机是可以克服的，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人类有自发合作达到善治的能力：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即政府有能力为社会提供社会资本激励机制。所以，福山作为一个“唱衰西方”的思想家，并非悲观于西方资本主义没落的制度性危机，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清醒者”向世界拉响了由于个人主义的崛起而可能导致人类整体性衰退的警报，所持的还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立场②。 其实，由社会转型会导致社会价值观突变、社会伦理关系断裂的思想家远不止福山等人的可能性预想或论断，美国著名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通过对世界40多个国家的实证调查分析几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英格尔哈特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出版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和《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用大量的经验数据证明，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大众的价值观正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由此带动了参政态度与方式的变化和基于生活质量问题的新型政治分化的出现，并且置非物质要求权以优先地位③。《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一书则超越了前一本书仅仅以发达工业国家为研究样本的局限，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中，从经济发展、文化转型和政治转变三个维度，进一步论证了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化的趋势。他凭借传统权威(traditonal authority)与世俗理性权威(secular-rational authority)、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与幸福价值观(well-being values)两个维度，绘制了世界价值观“地图”，拓展了现代化与后现代理论，认为所谓的现代化从价值观上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多数工业发达的国家从传统价值观转向了世俗理性的价值观，但是现代化不是直线型的，不是物质化需求性价值观持续“上升”，相反，当一个社会的工业化完成之后，它转向一个新的方向：从生存价值观转向更加注重自我的“后物质主义”幸福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更加注重环保、注重社会平等、注重个人自由、注重政治参与、注重包容、注重自我表现等④。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变迁不是线性，甚至不是“马斯洛式”的梯级提升，而是“条块”式、“板块”式的，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不一定是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之上。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中文版序言中认定，中国价值观正向“后物质主义”时代转变，并且是通过代际变化的形式来实现，以2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⑤。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其实并非是单一性，而是处在由传统向现代与现代向后现代的双重转型中，即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发达工业社会)还没有实现(期望是2050年初步实现)，但后现代文化(或后现代问题)随之而来，由不得你而被“绑架”其中无法脱身。社会的双重转型主要是带来文化转型的混乱或失序，隐含着价值观断裂的可能。一方面，文化的转型必须以现代性为基本参照。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在于理性主义、自由价值、进步主义、对于个体的肯定以及世俗化倾向。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如果说传统社会理论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那么现代性则带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社会契约论更是消解了传统权威的神秘主义基础，将自然的社会秩序理解为人类自为的结果——大家为了富宁生活而相互签订契约所形成。在这一转向中，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尊重与肯定，文化生活更多取决于人类的理性——包括科技理性与道德理性。社会不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人类探索的对象，所以历史的规律可以被把握，历史的进步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在中国社会这一文化转型中，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现代启蒙的式微，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可能出现文化观念和价值秩序的断裂。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正遇经济全球化进程。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避免性，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竞争与融合，经济的相互依赖必然带来文化的取长补短。而当西方现代化基本完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时候，我们则在拼命追赶“发达工业社会”的指标，受到前现代社会经济模式与后现代经济模式的双重挤压，在文化上则处于功利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剧烈冲突之中。功利文化侧重的是物质主义的近期自我利益，我们之所以面对诸多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们以割裂的方式看待自我与他人、看待目前与长远，宁可扩大现实利益，也不愿为长远的威胁买单，甚至以非道德的方式追逐额外的利益，并且通过排斥道德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与功利文化相比，生态文化尊崇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性、整体性和长远性考量，把社会成员视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把社会视为自然的有机部分，以普遍联系的观念看待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就自然环境而言，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的难题，都是人们为了获取短期利益而采取高排放、高污染生产方式导致的后果。就人文环境而言，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地方主义、单位主义、单边主义、分裂主义等都是割裂性思维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