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9)04-0005-09 制造话语、争夺话语、垄断话语具有人性根据和社会根源。其人性根据在于，每一个人都有通过话语进行意思表示和意志支配的意愿，其目的在于通过意思表示获得认同感、存在感，证明自己的在场，通过意志支配影响他者的观念与行动，进而获得资源。从平等的角度观之，每一个人都是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的权利，但同时每一个人也必须遵守平等原则，不得违背他者的意愿和掠夺他者的自由，强行实施意志支配。然而由于如下两个原因，导致制造和使用话语进行意思表示和意志支配经常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发生的：其一，每一个体由于拥有的主体性资源和掌握的客体性资源存在明显差别，导致一部分人拥有优势地位，并利用其优势地位制造话语、垄断话语，从而实施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和意志支配，并有排除他者抗拒而贯彻其意志的可能性；其二，通常情形下，组织拥有比个人更大的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的力量和权力，尤其是掌握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国家，更是具有强大的力量。不可否认，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从而进行意思表示和意志支配，乃是一个客观而普遍的社会事实，它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被滥用的可能性，如何从道德哲学和伦理学视角进行辩护和批判，从而给出一个可接受的解决路径，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难题。 一、制造、传播与践行话语体系现象的一般道德哲学批判 从道德哲学视角反思与批判话语及话语权现象，可作出令人信服的理性分析和论证。道德哲学把握到道德事实的方式，具有为其他学科不具有的优势：其一是动机论的考察；其二是实践理性的保证；其三是实践法则的信念论证。从动机论的角度考察话语及话语权现象，旨在论证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的真实动机，以及这种真实动机与某种公共善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的主体分解成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个体、家庭、企业、公共组织和国家。在这五种组织中，国家无疑是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力的一种，其他主体可能具有制造和垄断话语的意愿和能力，但它们制造的话语绝不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性，于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就被严格限定在独占非营利组织即国家这一层面。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乃是国家的职能之一，国家作为国体和政体的有机统一，担负着进行有效而合理地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义务，如果放弃了制造、争夺、垄断和宣传话语体系，就等于放弃了其所应尽的义务。这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在话语及话语权问题上的虚无论主张。为国家制造、垄断和宣传话语体系进行伦理辩护，正是为了标划国家的“是其所是”。然而，拥有天然合理的根据，并不保证其所制造和宣传的话语就一定是合理而有效的。动机论的考察就是要分析制造和宣传话语的真实动机与国家“是其所是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我们把真实动机与国家的“是其所是”的不一致关系称之为“动机偏离”。而这种“动机偏离”又表现为强与弱两种情形，所谓“强”的动机偏离，乃是指制造话语的主体，并不真正具有追求目的之善或公共之善的动机，而是借助国家意志达到形式上的“意思表示”，从未真诚地求得借助制造出来的话语而形成公共意志的目的。因此，此种话语现象实质上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念和行为的一个直接后果。在追求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的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越来越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和表现的余地。所谓弱的动机偏离，乃指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及话语权并非由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念和行为所致，而是出于形成公共意志、核心价值而制造话语和宣传话语，但却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而未能制造出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其一，科学问题。什么是最准确而有效的话语体系，决定于对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的认知与把握。人类为了实现终极之善而从未停止过探寻和追寻能够表达终极之善的话语体系，人们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制造、创造出了颇具凝聚力和表现力的话语体系。但制造和创造话语体系，必须尊重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并非只有良好的愿望就能创造出符合两种逻辑的话语体系来。事实逻辑决定了人们能够做什么，价值逻辑决定了人们应当做什么。基于现代性语境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有其自身的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因此，制造和创造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之目的之善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尊重社会主义的“是其所是”。这便是创造话语体系的科学问题。其二，能力问题。认知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是其所是”也未必创造出科学而有效的话语体系来。能力是关键。简约地说，这种能力包含理智的德性和道德德性两个方面，对这种德性的建构性设计和逻辑化的展开问题，将在稍后的论证和论述中给出。在此，我们将在正确观念和正当立场上，对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导致制造话语的虚实根源做真切而真诚的分析。 导致形式主义式的话语现象，在性质上可有无意与有意两种。所谓无意乃是指无动机偏离的制造话语，出于本心地创造符合目的之善和手段之善的话语体系，但由于理论理性和创造理性之能力的限制而不能创造出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来。所谓有意乃是指对实现目的之善和手段之善并无直接的偏好，而对形式主义式的制造和宣传话语有直接的偏好，这才是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和论证的话语现象。如果直面这种事实自身就不难发现，这种话语现象原是有深刻的文化根源的。著名翻译家和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制度研究》一书中，严格区分了本质主义和技术主义两种官僚制度和体制，形式主义式地制造和宣传话语现象，既有本质主义官僚制度的根源，也有技术主义官僚体制的基础。如果把这两种形态的官僚现象统一起来，集中讨论形式主义式地制造和宣传话语现象，那么可以把这种论证方式称之为文化人类学的思考方式，即从文化基因或社会基因角度深入考察形式主义话语现象的深刻根源。 其一，自古至今的形式主义。当人们习惯于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形式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就会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这种无意识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时，就会变成一种习性，由这种习性变成一种场域，习性与场域相互嵌入，从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文化基因，它塑造着、改造着人们。如若深入分析形式主义，其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官僚政治和政治官僚体制，这种体制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和权力观，而政治观和权力观一经形成又反身嵌入到体制之中。政治和权力构成了社会权威性资源的核心，而这种核心资源又进一步演变成地位、身份和特权，谁拥有了权力，谁就拥有了支配一切的能力和机会，而且这种支配似乎是没有限制和限度的。当这种支配不能直接满足支配者的意愿，且又出于控制话语权的时候，官僚主义就大行其道。对于创造财富、提高社会自治力、提升民众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而言，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无效的，且是有害的。它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并形成一种习性，使那些拥有较小权力和职级的“吏”，也使无权无势者养成了隐性的、潜在的习性，一当拥有了较大的权力和较高的地位时，便马上把隐性的、潜在的习性变成现实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一如他们曾模仿的他者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那样，产生同样的体验，形成同样的习惯。 其二，另一个根源是政治观基础。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上可以说，当代国人并不完全具备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政治观。政治的“是其所是”到底是什么，人们似乎从未深刻反思过、批判过，而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则是，政治就是获取权力的技艺。不懂政治，不是指不懂政治是相关于每个人之根本利益的事情，而是指不懂谙熟获取权力、掌控权力、运用权力的技艺。不顾任何实效地制造话语、争夺话语、传播话语便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习性的直接表现，是政治权力和公权力被过度使用的一个无效后果。如果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制造话语、争夺话语、传播话语，乃是出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之目的，但由于封建割据、交往范围狭小，人们通常是依靠家规、族规和村规这种道德常识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过着一种千百年来不曾变化的自足生活，因此，一种持续的集体行动是既无必要又不可能的。相反，当产生一个在坚定的革命信念指导下，通过革命的手段摧毁一个非人道的旧社会而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的政党时，其首要的任务便是夺取政权，而要夺取政权就必须进行社会动员，动员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者采取集体行动，而把这个集体行动的价值逻辑告知于每一个的参与者的方式，便是创造便于他们理解和接受的话语。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用喜闻乐见的图话，将政党的政治信念、未来社会的愿景持续而普遍地传达到每一个参与者那里，而要让每一个倾听话语的人接受并信服这些话语，话语体系就必须真实有效。第一，必须使人们理解和掌握，成为朗朗上口的日常语言，而不是宏大叙事式的空泛话语；第二，话语的能指与所指必须与每一个行动者的个人目的相一致。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随处可见。通过话语动员全体社会成员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中来，乃是政党取得革命胜利的精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