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1997-05-04 [内容摘要] 蒋廷黻关于鸦片战争的史论观点是：1.英国没有图谋中国的野心，到中国来只是一心一意做生意。2.鸦片战争是由于林则徐禁烟引起的，林是个只顾惜个人名誉而不顾国家安危的伪君子。3.英国的武器精良，技术先进，中国的失败是客观条件早就决定了的。4.中国不懂外交和国际公法，而这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只有琦善懂得外交，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有功的，不该蒙受“卖国贼”的恶名。本文对以上观点逐一批驳，并指出：抗拒英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与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工业文明完全是两回事；没有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民主自由与平等，因崇洋而产生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必然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琦善投降卖国的铁案不可翻，林则徐抗英禁烟的气节不可辱。 [关键词] 蒋廷黻 鸦片战争 历史观 蒋廷黻（1896—1965年），湖南邵阳人。先后肄业于美国奥柏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年后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国近代史》等。 岳麓书社1987年重印出版蒋氏《中国近代史》一书，该书内附蒋氏的另外一篇讨论鸦片战争的文章：《琦善与鸦片战争》。这些著作系统地反映了蒋氏关于鸦片战争的重要观点。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读读讨论鸦片战争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香港是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从中国获取的战利品，蒋先生在书中有一句话：“失败以后还不知道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我们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那失败的理由我们知道了没有？我们总不会在收回香港的喜悦中淡忘这些失败的痛苦与耻辱吧！ 读了蒋氏《中国近代史》有关鸦片战争部分以及《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蒋氏关于鸦片战争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点。 1.英国没有图谋中国的野心，他们很懂得国际公法及外交礼仪，到中国来只是一心一意做生意。 2.鸦片战争是由于林则徐禁烟引起的，林是个只顾惜个人名誉而不顾国家安危的伪君子。 3.英国的武器精良，技术先进，中国根本打不过英国，中国的失败是客观条件早就决定了的。要是清廷不采取林的“剿夷”的过激政策，战争打不起来，中国的近代化或许有望。 4.中国不懂外交和国际公法，而在鸦片战争中这是最有用的东西，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只有琦善懂得外交，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有功的，因为中国人的偏见和无知，使他蒙受“卖国贼”的恶名。 本文现对蒋氏的上述观点作些简要的评价。 一 英国商人向中国市场倾销鸦片只是为了赚钱，应予谅解吗？ 蒋氏写道：“原来英国在华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因为蒋氏持此看法，反以中国人民的抵制鸦片买卖为多事，认为“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因而把英国的侵略看成是“报复”，是受了中国的侵害后的还击行为。也因为蒋氏持此看法，他在书中只字未提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把鸦片当一般的商品看待，把英国人的鸦片贸易看成是正当的可以理解的一般商业行为。 英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全是建立在向外扩张，寻找海外市场，开拓殖民地的基础上。纵观它的侵略扩张史，它的发展不外乎几个步骤：对那些毫无抵抗力的弱小民族，就直接采取武力霸占的手段，如早期侵入非洲，贩卖黑奴，后来侵占我国的邻国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对于具有相当实力的主权国家则先行通商，倾销它的工业产品，牟取暴利，像吸血鬼一样贪婪地榨取主权国家的财富，当这种无情的榨取受到抵制或反抗时，它就以维护自由贸易为借口，发动武装侵略，把主权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如印度的沦亡。英国前首相邱吉尔在他的重要论著《英语国家史略》第十章“美洲殖民地”中写道：“大英帝国必须是一个闭关的经济体系。殖民地的制造业应该受到限制，以免在帝国内部引起竞争。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也要受到严格控制。简而言之，这就是十七世纪的立法活动中体现的经济概念。在上述方案里，根本没有殖民地独立发展的余地，它们只能是英国原料基地和产品市场。”这出自英国老牌政客笔下的论述，对殖民主义的侵略本质作了十分权威的交待。我们现有一种论调以香港为例，认为即使沦为殖民地，发展也比现在快。且不说这种牺牲了“独立发展”的奴隶品格是我们中华民族所不能接受的，即以这种“殖民地化可以加快发展”的论调而言，也是十分片面的。可以印度为例，它从十八世纪起就已全面殖民地化，成了“大英帝国”的附庸，但今日的印度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吗？可是从邱吉尔的笔下，我们却看到当时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甘屈辱的历史。《英语国家史略》第十五章“印度帝国”这样写道：“十八世纪，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仅仅作为贸易机构建立起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日益迅速地发展成幅员辽阔的帝国。1700年前后，只有一千五百名英国人住在印度，其中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稍事逗留的水手。他们独居在一些贸易站里，与印度政治毫无联系。一百年之后，成千上万的英国官员和军人在英国总督的统辖下，控制着辽阔的区域。”英国人成了印度民族的太上皇，只要印度的傀儡不听它的话，“它便发动一场血腥的战斗把他打垮，将孟加拉统治者的宝座标价拍卖。”而作为当时印度总督的英国流氓克莱夫却在英国本土上大言不惭地夸耀：“一位强大的帝王仰我鼻息，一个富庶的城市任我主宰，最富有的金融家争相博得我的欢颜，我走过一座座为我个人敞开的拱门，双手尽是黄金和珠宝。”这样的屈辱在我们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历史上也是斑痕累累，并不少见。我们到底能不能仰仗英国在印度施展的这一套来发展自己呢？蒋氏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显然是欣赏这一套做法的。他在书中根本不提殖民地的危害性，相反却非常厌恶中国人抵制英国等殖民主义者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难怪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残杀中国人民，强迫清政府订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蒋氏的“史笔”倒十分轻松地如此述叙：“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似乎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刺刀下，俯首贴耳，外国就会平等待我，降我福祉。但蒋氏又说：“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既然不肯平等待我又怎能使“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呢？如此前后矛盾的论述，证明蒋氏对殖民主义的性质缺乏正确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