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究竟哪个阶级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或“占据历史的中心地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历来存在着分歧意见。这里，我想简要地叙述自己的几点看法，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建国初期，为了打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史学体系，史学界的同志们特别强调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自50年代后期起，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不能够正常进行，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被人们所忽视，有些同志在评述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时，总是着重指出它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本质上是反动的”；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横加贬抑，甚至不承认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进步意义。及至“十年动乱”期间，极“左”思潮十分猖獗，“四人帮”一伙曾提出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运动“立足于批”的反动原则，即狠批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一部中国近代史被他们践踏得不象样子，研究工作完全陷于停顿。“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双百”方针得到认真贯彻，学术界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大好局面，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重新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翻阅一下近几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论文和专著，确实使人感到气象一新，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五四运动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一科学论断，人们理解得越来越深刻了。但是，也有同志仍然坚持“十年动乱”前的观点，在几年前出版的一部近代史专著中写道：“义和团的失败证明，这种单纯的自发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不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从此以后，占据历史的中心地位的已再不可能是象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旧式的农民运动了。”这段话明显地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六十年间，“占据历史中心地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旧式农民运动；二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到五四运动前的十余年间，旧式农民运动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被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所取代了。这个意见实质上涉及到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估价问题，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根本任务。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资产阶级的肩上。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非常微弱，因而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有限。它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阶级，不可能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它毕竟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是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随着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加剧，中国资产阶级在很不成熟的条件下迅速登上政治舞台。1898年出现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经过十余年的思想准备和力量蓄积，终于在1911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这个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但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历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资产阶级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主要角色，代表了近代历史前进的方向。 农民阶级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和残酷剥削，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近代历史上掀起的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但是，农民阶级毕竟是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具有严重的分散性和狭隘性，不能够自己解放自己，需要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他们的历次起义起了打击和削弱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根本推翻封建统治。他们不仅不能建立一个新社会，而且也不能彻底破坏一个旧社会，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853年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后，它本身抵挡不住封建主义思想的侵蚀，逐渐向封建政权转化，尽管这个转化过程始终没有完成，但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农民阶级在近代历史上掀起的反侵略斗争，往往是受地主阶级领导或被地主阶级利用的，从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历史前进方向的代表。 中国资产阶级是19世纪60年代诞生的。在它诞生以前，究竟哪个阶级或阶层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呢？我认为，地主阶级开明派（包括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以及农民阶级中某些先进人物的思想主张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向。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学习西方、抵抗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改革弊政（“更法”）的主张，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一切先进人士为谋求祖国独立富强而寻求真理的方向。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队伍中和地主阶级洋务派成员中，几乎同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案，洪仁珩的《资政新篇》和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的建议，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即将破土而出的前夕。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封建统治者，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但却不能使中国直接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洋务派官僚们从维护封建统治的主观愿望出发，凭借着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冲破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把上述那些主张和建议着手付诸实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外民族战争（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副产品，是一个学习西方、图谋富强的运动。这个运动兴起之初，由于中国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所以它不能不由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开明派（即洋务派）出面倡导。它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