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的思想观念出现近代化，主要表现在：“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引进机器制造技术的思想及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的近代化。 关键词 洋务官员 思想近代化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开办工厂，设立学堂，遣派留学，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轻视“工艺”转向讲求“工艺”，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一、“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 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本”，把艺事看作“末”，并且鄙视技艺，指为“奇技淫巧”，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师”夷，到必须“师”夷，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在中外武力较量中，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穷则变，变则通”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李鸿章说：“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①]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买机器，在本国制习，取得了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的成效，使英国人不敢小看。“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②] 对这种转变，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如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欣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蕲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③]在学习外国的态度上，洋务官员理直气壮奏请“师夷”、取法“泰西”，指出就是孔孟复生，也不能不谈洋务、不师夷。“若（华学）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④] “师夷长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就提出来了。可惜被搁置了20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林公、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李鸿章指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⑤]可见，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师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洋务官员对“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 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洋务官员认识到，泰西各国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重技艺，“专心一志”研究技艺，“不极其精不止”[⑥]。而且有专长的、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得到专利，“获报甚厚”。“迨艺能成就，名归之，利亦归之，故莫不争奇斗巧，以自求售。”[⑦]反观中国，“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⑧]。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⑨]沈葆桢、丁日昌、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科、特科，改革考试内容，把“器数之学”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以此改变士子观念、“鼓励作新”，开启风气。奕欣主办的同文馆算学馆不顾守旧大臣的非议，决然招收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在职官员及非在职的举人、秀才等正途出身“儒者”入馆研习天文、算学。这些都是对传统技艺观的重要突破。 上述观念的突破，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前提，有开通风气、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 洋务官员明确提出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把采用西学、制造机器看成是谋求自强的重要办法。 李鸿章推崇洋学“逾于”华学，把肄习西学称为“中国自强根本”和“目前当务之急”，呼吁“士大夫留心经世者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奏请“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⑩]奕欣等认为，西学必须“急为肄习”，才谈得上制造轮船、枪炮、机器，才谈得上自强。[(11)]郭嵩焘在大使任上给李鸿章的信中，介绍英国制造技术的发展，由造火轮船、火轮车到讲求“电气之学”，发明电报，“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12)]他认为，欲求日进于富强，必须“循用西洋之法”，“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13)]此外，陈廷经、张树声、刘铭传等对西学均极力推崇，恕不赘举。 洋务官员对西学不仅推崇，还极力引进。对西学的引进，洋务官员通过三种渠道： 1.聘请“洋教习”到洋务学堂教授西学。如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师，分馆教授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数理启蒙、代数学、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重学测算、万国公法、富国策等。[(14)]福建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聘请英、法两国教师教授英语、法语及数学、几何、代数、平三角、弧三角、地舆图说、航海全书等西学。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仿照同文馆之例”，由“洋教习”教授外语；天津水师学堂轮船驾驶学生所学西学课程有：英语、天文、地理、海图、星象、测量、轮船驾驶、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微积分、鱼雷等，管轮学生学习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力、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艺、修定鱼雷等；武备学堂教授天文、地理、格致、测绘、数学、化学、重学、枪炮使用、炮台建筑以及步炮马队操法等西学课程。刘铭传在台湾创办的西学堂讲授图算、测算、制造之学等西学课程。张树声在广东创设西学馆，参照天津、闽省学堂定章办学，延“西师”教授外语等西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