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①]1917年4月12日在长沙举行蔡锷国葬典礼，这是孙中山所寄送的挽联。孙中山用东汉著名军事家班超、马援作喻，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时期受人瞩目的风云人物蔡锷。 蔡锷和孙中山二人，一属梁启超为代表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追随者；另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政治主张俨然分歧。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是辛亥革命时期尖锐对立的两种力量和意向，二者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泾渭分明的门户之见，阻碍着蔡孙的携手救国，甚至使其难以交往和接触，两人鲜有联系。但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历史环境中，这两位政见歧异的人物，基于都具有热诚的爱国情愫，怀有同样救国救民的宏愿；建立富强新国家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思想，遂构成他们联系的纽带，在当时重大政治事件中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合作，并相互支持，配合默契。 本文拟就蔡孙的复杂关系略作述论。 一 1882年蔡锷生在湖南宝庆（今邵阳）；孙中山大蔡锷16岁，长于广东香山（今中山）。他们二人虽然籍贯不同，年龄悬殊，但都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共同处于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大时代。民族生死危机的严酷现实，迫使一些先进人士前赴后继地探索振兴中华之路。孙和蔡是在这同一历史课题激励之下，先后投身到拯救祖国的行列之中的。 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昏聩腐败和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出了巨大的爱国热忱。“文，爱国如命”[②]！正是这种炽热的爱国热忱促使他走上了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爱国可以说是孙中山全部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思想和行为中贯串着的一条主线就是爱国主义。为此，孙中山为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而勇往直前，屡仆屡起，百折不挠。而蔡锷具有同样真诚的爱国热忱，于戊戌政变后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所就读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充满革命空气”，校中“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③]蔡锷由此大受影响，和秦力山、郑贯一等“皆志大言大，各以摩西、罗伯斯比尔、丹顿、华盛顿、卢骚、福禄特尔、克林威尔诸杰自命。”[④]他曾著文倡导用“军国民主义”挽救中国，并以“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囷）”[⑤]的壮烈诗句，来表白自己爱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不过，蔡锷因深受变法思潮的影响，长期接受业师梁启超鼓吹维新理论的浸润，在思想上打上了深刻的改良主义的烙印，与“君宪救国论，此唱彼和”[⑥]。蔡锷热衷于改良，在辛亥革命之前追求的是通过新政、立宪之途来挽救国家的危亡，和孙中山走的却是迥然不同的道路，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两个对峙的营垒。 蔡和孙何时何地相识？据《革命逸史》记述，早在1899年间，蔡锷和秦力山等东渡求学的“有志之士”在日本东京，经过与孙中山“往还至密”的兴中会员、学友沈云翔之引见，便和“倾倒备至”的孙中山相识了，并且还一起“共商天下事，总理（孙中山）深得其助。”[⑦]惜乎两人仅有这次谋面晤谈。此后的17年中，迄未见二人相见的记载。虽然如此，他们之间在一段时期中，还是通过函电等方式进行着联系。 蔡锷虽然热衷于改良，但抱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理想，因此其表现又不完全同于改良派。他在政治上追随梁启超，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逐渐觉察到民主革命已日益深入人心，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出于真诚之爱国热情的驱使，蔡锷努力去顺应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在所担任清政府新军军职的湘、桂、滇诸省，采取了同情革命党人的革命主张，与革命派保持着一定的友谊，并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⑧]。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蔡锷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更勇敢地参加发动和指挥了云南的“重九”起义。这次起义的成功，既有力地支援了武昌起义，又对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云南的“重九”起义成为蔡锷从改良转向革命的起点，也是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有力支持。 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身任云南都督的蔡锷，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保持着行政上的正常隶属关系，并成为了蔡孙毕生关系中联系最多且较为融洽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年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任期的三个月中，蔡锷致孙中山（包括孙和他人）的文电有26件之多；在1913年有3件。这些文电除少量属于例行公事外，绝大多数是对建立新国家诸多方面提出的政见和建议，反映出蔡锷的思想、政治主张及其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 在文电中，蔡锷向孙中山表示了敬仰之情和迫切希望国家能早日统一的心愿，指出孙中山“衷然举首，可为民国前途贺！”[⑨]并深感“临时政府成立，内政外交得有主持，无任欢忭”[⑩]；还称赞南京临时政府“各部长官皆极一时之选，仰见任官惟贤，无任钦佩！”[(11)]同时，他派出参谋李伯庚、刘风、黄文三人赴南京，亲向孙中山揭橥三义，期盼奠定邦基，称：（1）“今中央政府成立，缔造经营当先从破除省界入手”；（2）各党派“虽政见不同，而谋国之心则一。……现值肇选之初，万端待理，只宜唯贤是任，不必过存党见，使有弁（弃）才”；（3）“新旧递嬗之交，目光固宜高远，而手法即不妨平近。”[(12)]他还极力反对军阀割据的联邦制，主张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加强建设和抵御列强，一再电请孙中山将各省管理财政、外交等的重要官员均需中央委派，俾便建立统一民主强大的国家。这些主张，无疑都是表示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