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念是人们以自身需要为尺度评价周围世界存在意义的基本观念和行为判断标准。作为思想意识的组成部分，价值观的变革是社会变革走向深层次的重要标识，也是“文化变迁的最终实现”[①]。同时，价值观的变革对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发展也发挥着重要影响。从此意义上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早期资产阶段的价值观念及其社会效应，正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1 千年以来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中国社会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③]，到宋明理学家们的“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植根于封建小农经济基础的价值观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积极宣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对于建立和维持封建统治秩序虽然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以义制利，把义和利的社会功能绝然对立化的极端伦理本位观念又造成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定的严重脱节，同时也牢牢禁锢着人性自由正常的发展。但这一切随着传统中国步入近代而都开始被打破，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冲击之下，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已日益暴露了其存在的不合理性。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产生，作为一支新兴社会力量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应时而生。从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来看，尽管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他们还承袭着种种封建思想的重负，但他们已经开始大胆地对儒家“贵义贱利”的价值观予以怀疑并做出犀利的批驳：“吾国自孟子首斥言利，江都董氏继之，义利既分，儒者之视功利如蛇蝎之不可手触，持不衷之说以求生害政，流毒于社会者遂数千年。”这种义利观“由学术而酿成风俗，由风俗而积为政教”，最终使得“人心风俗乃至不可问矣”[④]。对传统观念如此直率的否定使得在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中，儒家读书入仕的人生哲学已开始动摇乃至被推翻，“状元资本家”张謇曾对自己20余年的科举道路做了如下反思：“计余乡试六度，会试四度，凡九十日，县州考，岁科考，优行，考列，录取等试十八度，凡三十日；综凡四月，不可谓不久，年又四十矣；父母必怜之，其不可已乎？”[⑤]在充满着竞争精神的近代社会，“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⑥]显然是极不合时宜的。在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和封建衰世的背景之下，早期资产阶级立足时代，提出了与“贵义贱利”的传统价值观迥乎不同的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他们大胆地指出：“天下攘攘而往者何也？熙熙而来者又何为？曰为利耳。富者持筹握算，贫者奔走驱驰，何为乎？曰为利耳。泰西之人不惮数万里之程，不顾重洋之险，挈妻孥偕朋友来通商于中国，何为乎？曰为利耳。中国之人渡洋国，习西法，购机器，聘教习，不以异言异服为憎，不以非我族类为异，何为乎？曰为利。利，时之义大矣！……吾茫茫四顾，见四海之大，五洲之众，非利无以行。中外通商以后，凡环附于地球者，无一不互相交易以通有无。当今之天下实为千古未有之利场，当今之人心迹遂为千古未有之利窟。”[⑦] 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势下，对民族富强的渴望使得早期资产阶级的功利价值观与民族意识相融合，首先体现为风行一时的“以富争利”的观念。激烈的商品竞争使他们备感不兴“利”之弊：“外国以其新奇淫巧之货，易我资财，剥我肤而吸我髓，我国民之生计受其害。其所以然者，固由我国工钝物劣，不足以供民用，以为抵制之弊”[⑧]，早期资产阶级立足于社会现实，从振兴民族的立场上义正辞严地指出讲功利、求富强的必要性：“时至今日不言富强，而拘于孟子仁义之说，此迂论也。顾强为富之著，而富为强之基。”[⑨]仔细对照中西，他们敏锐地看到：“中国地博物阜，本为地球精华所萃，徒以怵于言利诫，在上者不肯保护商务，在下者不肯研索商情，一二饶才智知大体者，相率缄口而不敢言”，他们惊呼，如此以往，“再阅一二十年，中国将何以为国乎！”[⑩]争利是富强之基础，而富强又是民族存亡兴盛之根本。因此，争利求富，以利致富应是近代社会发展和民族救亡的重要内容。 勿庸置疑，求利、致富是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的核心和终极目标。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资本主义的“全部道德态度，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诚实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可以保证信用。守时、勤劳和节俭也都如此，所以它们才成其为美德。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如下逻辑推理：只要诚实的外表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则有此外表就足够了”(11)。如此的道德观自然蕴含着资产阶级自私、贪婪的特点，但在传统迈向现代时，这种观点却折射出一种极具现实主义的合理性色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以追求效益和实际利益为目标的功利性角色所起的社会作用即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实际物质利益，实现收入大于支出，在近代社会，这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使中国迈出中世纪，实现近代化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激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冒险趋新精神，就世界历史范围内看，它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因此，从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取代封建时代的伦理价值观，这应是近代中国社会心态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近代社会，这种功利价值观对传统的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挑战和冲击，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社会效应。 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欧风美雨的强烈吹拂和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必然规律，传统观念为近代意识取代已成为势之所趋。大体来看，早期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的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