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力东渐”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启动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社会，这种变动和转型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外发的压力”，即西方的冲击，这一由邓嗣禹和费正清在50年代所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近些年虽然遭到一些持“中国中心取向”的史家的批评，但如果放弃以该模式解释中国近代全部历史的奢望，仅仅从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初动因考察，这一模式仍然是具有理论价值和说服力的。无论如何，西方冲击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大转型的逻辑起点。 问题在于，究竟如何去界定前来冲击的西方的构成，到底是西方哪一部分力量对中国形成了真正的冲击？这种冲击又是通过哪些方式作用于中国社会，引起中国文化“形变之链”（chains of trasformation）的？这类问题的探求，比简单地去评判中西文化的优劣，或一厢情愿地想把二者的优点相结合，似更具有理论的趣味和实际的意义。 值得思考的是，中西文化相会，从明清时期算起，也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为何非要到19世纪中叶才构成对中国文明的真正挑战，并毫不客气地“以夷变夏”，一变而不可收，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将东来冲击中国的“西方”（或西潮）还愿为“西学”和“西力”两个构成部分，分别讨论其内涵和外延。 “西学”一词，因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其内涵已搞得非常混乱，几乎成为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的代名词。这种内涵的混乱，直接造成中西文化接触会通中“体用”、“本末”概念的夹缠不清。其实，在原初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西学乃是西方学术文化的略称，涉及到西方精神文明的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是虚的而非实的。西学范围包罗相当广泛，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将其分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史志、法律、矿政、兵政等27门，徐维则编《东西学书目》，又将其扩展为31门，几乎囊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①a]。需要补充的是，西方的宗教通常也包含在西学之中，且是西学传播的重头戏。西方传教士最早输入西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教，即“为基督征服世界”，把福音传遍天下。 西学的入华，即“西学东渐”，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明末耶酥会传教士利马窦东来，止于18世纪因“礼仪之争”而引发的清廷对天主教的严禁，前后两百余年；第二个阶段始于晚清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于20世纪初达于极盛，流风余响，至今未绝，首尾150余年。这两大阶段的“西学东渐”各有其特色，各有其成就，总的趋势，是从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始，进而分庭抗礼，继则欲取而代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多，本文不复赘论。 回过头来看“西力”。“西力”一词虽也屡见于时人的著述，但远不及“西学”一词流布之广，其内涵常为器物、技艺、政制、富强之术等含义稍窄的词语所限定，以至一直难以成为近代史上的“关键词”。这恐与中国传统的尚文不尚力，重学不重技大有关系。其实，在近代中国真正有资格成为第一关键词的，恰恰是“西力”以及与西力辐射相关的“西力东渐”。 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18世纪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质言之，即西方新兴的近代大工业文明。它首先体现为人类从未拥有过的以蒸汽（以后是电力）为标志的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像变魔法似地“使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霎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①b]。其次，近代工业文明又体现为一种很难如机器一般直观感受到的组织力。工业革命不仅仅是在新的科学知识触发下发生的技术大革命，而且是人类生产组织形式的一次飞跃和革命。工厂制的出现使人类可以通过分工和劳动集体化来大幅度增加产量，提高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和蒸汽动力能提高生产力，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新的劳动组织也能提高生产力，这一点却往往被人忽视”[②b]。 总之，由工业革命所激活的巨大生产力、组织力、创造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政经制度、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即新的“西学”）融会成一股气势磅礴、无坚不摧的“西潮”，滚滚东来，对东方农业民族形成巨大压力和挑战，威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框架，当然也包括其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体系。有人将这一历史现象概括为两种文明和“两个世界”的撞击的确十分恰当。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前来冲击中国的，主要还不是作为知识和观念意识形态的“西学”，而是直接体现和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西力”，即近代大工业文明。它可以外在地表现为坚强的军事力，也可表现为以商品和贸易为代表的经济力，还可表现为强权政治的政治力、外交力、征服力。总而言之，正是“西力东渐”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真正推动力量和逻辑起点。诚如金耀基先生所言： 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并不是西方的枪炮兵舰，而是西方的工业技能。浸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近代的与现代的）在基调上是工业的，这个工业性的西方文化逼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解组与崩溃[③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