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心理是影响制约人们思想与素质演化的重要因素。受社会普遍存在的保守拒变心理、专制权威意识、小农平均主义思想及冷漠的政治心理制约，近代知识分子领导的变革运动充满艰辛曲折，而知识阶层特有的群体至上意识、理想主义及功利主义文化观，使他们无法解决群体与个人、理想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多重矛盾，无法彻底完成改造社会与文化的使命。他们还受到传统道德观念影响，造成自身行为方式及心态转型的不彻底性。但民族文化心理在时代冲击下不断发展，推动了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因此，社会心理对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产生了“促进——阻碍”的双重效应。 关键词：社会心理 知识分子群体 转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变动最急遽的时期，中华民族遭到列强欺侮，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结构中最具悟性与敏感的阶层，率先觉醒，开始改造中国，挽救民族与文化的双重危机。甲午战后，维新派知识分子首次以群体姿态登上政治改革与思想批判的舞台，揭开了知识分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序幕。但是，他们无力独立承当改造社会政治的领导角色，只能进行“托古改制”的变法运动。革命派知识分子群体则摆脱了传统士人坐而论道的清谈习尚，直接投身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辛亥革命只完成了政治体制名义上的变更，中国社会实际上仍在传统中徘徊。面对革命失败、复辟尊孔势力卷土重来，新文化派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掀起中国第一次规模浩大的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创新近代新文化的运动，并初步实现了自身的同步转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经历着变异中的矛盾过程。就政治思想与体制两大层面而言，先进知识分子的转变比较激进；就他们的内心世界而言，其传统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心态则变异缓慢，他们的公开政治诉求和潜在意识内核构成强烈反差。这是由于他们生活在社会中，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心理必然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成为制约他们转型的重要的影响，从社会历史深层揭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艰难的根本原因。 一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定义，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心理活动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方面。任何社会都具有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定势，它的内涵被界定为：“特定时代、特定国家与民族（在阶级社会里则是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普遍流行的习惯、感觉、情感、动机、理想、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精神状况”。(1)社会心理根植于一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具有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特征，它是社会中人的行为的最直接的素朴动因，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思想与素质的演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然深受社会心理的影响与制约，即使领导社会变革的先进分子也无法逾越这一定势构成的障碍与局限。 近代中国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固有的社会心理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保守拒变心理。中国二千多年来已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并滋生出中华民族保守拒变心态，它强调守旧、承继、延续、崇古，造就了特有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惰性。虽然近代中国经历列强的多次侵扰，传统社会结构并未解体与变迁，保守拒变的社会心理因此延续，甚至因危机刺激而生成强烈的反弹心理，排拒异质文化，反对变革传统。这样，知识分子与民众对于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力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以内，而且种种变革也只是在时代的推动下被动地进行，构成“侵略——变革”的强机制反应模式。如果没有甲午战败，很难想象会有戊戌变法；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也不可能有清廷新政和之后的辛亥革命。正如鲁迅所说：“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枝毫毛！”(2)由于保守拒变的自缚式心理定势，构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也箝制着先进知识分子的变革探索，致使他们处于两难的选择：既要因应时代，又要因循传统；既要因应世界潮流，又要顾及中国社会。因而，他们对传统文化小心翼翼，始终难以摆脱中体西用的框架。这样，群体之间的传承多于超越，而且仅局限于表层的政治制度变革。及至新文化运动，一批激进分子进行反思，才开展对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而对文化改造却束手无策，没有根本解决新文化建设的问题，传统社会及其文化、心理却依旧绵延传承。 其次，中国两千年多来一直实行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君主专制权威功能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人们由恐惧权威发展到信仰权威，建树起根深蒂固的天命观，权威意识成为中国人普遍的政治心理。尽管知识分子从近代以来一直批判封建专制淫威，但传统天命观与权威意识已积淀至深。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改朝换代，但不适应没有君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保皇，与其说是认同西方君主立宪政体，不如说是深切体认中国传统权威政治对现实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残存的权威意识在作崇。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人顿感政治信仰失重，而新的国家权威信仰系统尚未确立，民主自治观念未被人们广泛接受，社会政治心理无法达成共识，人们思想处于混乱、迷失状态，复辟与复古成为革命后的重要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正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元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行使最终的权力。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的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3)权威信仰危机导致社会混乱，人们本能地呼唤能一统并安定局面的强人出现，这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沦为复辟与复古的领导参与者，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将权力交给袁世凯的根本原因。孙中山说：“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4)因此，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使维新派知识分子无法实现从传统向近代的根本转型，而使革命派知识分子基于现实考量而将权力拱手相让，辛亥革命被葬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