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北洋军阀统治的17年间，军阀混战、割据一方、政局动荡、民不聊生构成了一幅残破不堪的社会图景，北洋军阀的政治统治也在历史上写下了黑暗的一幕。这一时期连绵不绝、遍布各地的兵变就是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一个突出表现。 所谓兵变，就是军队的哗变、骚乱和起事，是士兵在内外因素的促成下进行的单纯的军事冒险行为。据加拿大学者陈志让教授收集的资料统计，1908年—1936年间有300次兵变，而其中1919—1929年间就有206次，占69%。这10年间又以1919—1921年的68次和1926—1929年的84次为兵变的两个高潮。[①]每次兵变参加人数在数十、数百、数千不等。至于被“欺下瞒上”的官场手法所遮掩的兵变以及规模较小的骚乱、抢劫、闹事、逃跑等等，就难以统计了。 兵变是北洋军阀统治肌体中的痼疾，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拟对这一时期兵变发生的原因做些分析，以助于我们对当时社会的认识。 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之所以频繁发生，从其内在原因来看，是军队建设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自身腐败不堪，管理混乱所致。 北洋政府初期制定过一系列的征兵法，主要是针对招募制的弊病而制定的。他们认为，招募制“沿袭既久，弊端丛生，不问来历，不限资格，不定年限，应募者半系无业游民，徒在博饷糈以求温饱，不知卫国义务为何物”，因此“兵数愈多而国势转弱”。[②]然而，北洋政府并没有实行征兵制，而是仍然沿袭募兵制。其中原因一来是客观上如他们所说“户籍法之未励行，国民教育之未发达”，[③]二来则是主观上他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正是利用招募制扩充自己的实力。 军阀们扩充实力，是既招兵又招官，首先是扩充军官，再由这些军官去招兵。北洋时期的军官多如牛毛，“民国以来，光是陆军上将也有一百几十人，中将有一千内外，少将有几千个”。将级以下的军官更是多得无法统计。这些人要当军官，手下必须有兵，于是就千方百计地募兵，或者“乘着打仗的时候招集些旧部，聚一千几百逃兵”。[④]溃兵和土匪就成为当时的两大兵源。官做到陕西督军兼省长的刘镇华也是靠收编败兵使其起家资本镇嵩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军阀们之所以不择手段地招兵扩军。是因为在北洋时期失掉了兵权的军阀的处境比破了产的企业家更危险。 正是因为大小军阀们不择手段地招兵扩军，因此就必然导致军队成分的异常复杂。大批散兵游勇、流氓，土匪流入军队，致使军队的素质极其低下。张作霖的奉军、张宗昌的鲁军、倪嗣冲的安武军、赵倜的豫军等更是以招收土匪闻名。据时人记载，1923年一伙土匪在山东临城抢劫火车，并绑了车上外国人的票。事后，这些土匪被收编为正式军队，指挥抢劫的土匪头子孙美瑶摇身一变，成了这支军队的旅长。[⑤]这样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朱执信称之为“古人寓兵于农，近人寓兵于匪。”[⑥] 当时，各派军阀拥兵自重，混战连年，“有枪就有权”，胜者为王，利莫大焉。上至军阀，下至普通士兵，无不弱肉强食，逞强斗狠。在这样的环境里，出身散兵游勇、土匪流氓的士兵平素无规章可循，又不服从官长约束，动辄还其本来面目，绑票勒索，打家劫舍，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一旦遇事则成为兵变的主力。例如1912年6月的苏州兵变，其主谋之一苏州先锋一营营长吴康寿“本系匪首，绰号吴江老四，平日克扣官饷，纵兵殃民”，而参加这次兵变的士兵，“系上年光复之初就地招募，各营官长不能约束，迭出抢劫重案”，“为地方之患”。[⑦]再如，1912年7月河南洛阳兵变，士兵原为“就地招募，土著之人与匪勾窜之事在所不免”。[⑧]1920年8月湖南武穴罗田兵变中，溃兵2000余人“多系曹、徐积匪，最为凶悍”。[⑨]等等不一而足。 随着军队膨胀而来的是军费的膨胀。民国初期（1912—1916年），北洋军队有30余师及50余旅，连同地方营等杂牌军，人数达120万左右。[⑩]北洋政府为了豢养这支庞大的军队，必然要支付大量的经费。据其明文公布，每年军费开支大约1.5亿余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秘而不宣的军费开支，其军费的实际数目难以查考。(11)虽然税收、田赋、摊派的名目和指数连年上升，但仍不能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致使国库空虚。据《陆军行政纪要》透露：“惟因库款艰窘，故每月应领额数，往往不能如期照发，甚至延欠数月始行补给，数年以来大率如此。”(12)此外，大小军官为了满足个人私欲，除了相互勾结起来贪污、吃空额之外，就是克扣士兵的饷钱。因此，欠饷和扣饷就成为北洋军队中一个极为常见而又严重的问题。 士兵入伍以打仗卖命为业，图的就是挣些饷钱养家糊口。然而饷钱或是数月不发，或是所发甚少，士兵的怨气自然越积越多。军饷积欠日久，变乱最终不可避免。可以说兵变又是当时军阀积欠克扣军饷、压迫士兵所激起的一种反抗。事实正是如此。1912年6月的甘肃兰州兵变，就是因为“欠饷过多”。(13)当时，财政部答应在当年6月份拨给甘肃军饷100万两，但是紧接着国务院变卦，令在当地筹措。消息传出，由炮队一营联络各军，由索饷酿成兵变，抢劫省库、银局、票庄和商铺等。1916年8月31日，四川泸县发生了兵变。当夜二更，变兵在城内抢劫后逃走。当地官员称这次兵变是因为“所欠饷款甚巨，本年之饷又欠四个月，士卒忍饥日久，不无怨望”。紧接着，国务院又接密报：“川边欠饷截止刘任止，已达一百余万元，段使任内欠饷亦多，现边军二、四、八、九营藉欠饷为名，迭开会议，其心叵测。其余各军亦多怨望，哗溃时虞。”据此国务院密电四川护理督军罗佩金妥善处理。然而就在第二天，即9月27日夜间，川军驻新津部队发生变乱，据称“此次变兵，系欠饷未发之故”。(14)欠饷数额越大，时间越长，兵变发生的频率就越快，规模就越大。因此，可以说欠饷是导致兵变的一个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