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作 者:
忻平 

作者简介:
忻平,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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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理论上,孙中山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与平等为现代化方案的基本前提;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建立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为现代化方案的基础。而在实施和推行方面,则致力于将理论化为实践,直接促发国民革命,并以三民主义理论作为推进实施的权威武器。孙中山倡导的现代化,具有全方位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等特点。

      我们把一部中国现代史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认识。回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不难看到,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始终不渝的政治实践影响了时代和以后的历史,他的日臻完备的三民主义构成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善的中国现代化方案,化为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研究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影响与贡献,总结历史上先进中国人搞现代化的经验,无疑是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的。

      一

      现代化一般指的是工业革命后兴起的以工业文明为核心内容的世界大潮,它以生产力跳跃式的迅猛发展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诸方面的更新与重构革命。然在被迫开放的中国却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先行国的殖民掠夺和现代文明的示范效应,于是,在双重刺激下,中国内部产生了现代化动力。

      近代以降,建设一个现代强国以与西方列强比肩是数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全社会为之奋斗的目标。必须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少数“先知先觉”——有特殊经历、怀强国之梦的志士仁人与“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官僚们首先认识并发起的。早期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已对旧制发生怀疑,办洋务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在器物层面上予以初步的尝试实践。从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虽提出了全面变法改良的主张,却拘泥旧制而难以超越。然人们寻觅现代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表现得愈益强烈。其中能贡献一个局部甚至比较全面的方案者并不少见,然比之孙中山却相形见绌。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三民主义及其《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建了一个可称之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体系,虽不乏粗糙,却基本上具备了现代国家的要素。民族、民权、民生大致分别相对于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工业化三大当务课题,形成了一个当时中国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可资操作的现代化方案,他也为此目标的实现而付出了毕生精力。

      第一,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与平等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基本前提。开埠后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与工业文明而展示其优越性的同时,更以战争、赔款、割地而根本上阻断了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满清集团暴政压迫、丧权辱国叠加其上,使近代中国交织着复杂的民族矛盾。诚如马克思在论述爱尔兰民族斗争时指出的:“民族解放……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①a]。故民族主义列为三民主义之首决非偶然,辛亥前“反满”成为其中心内容更与此有关,“振兴中华”,首当“驱除鞑虏”,孙中山一再强调:“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②a]。鉴于清廷已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主要障碍,故“反满”口号及其内涵本身即具有扫清道路的直接现实性与极大的社会动员意义。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反帝。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并一再指出:“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国民之独立”[③a],而必须通过“反满”方可实现反帝“瓜分”之目的。他后来又说:“辛亥之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瓜分政策”[④a]。这与其视为时代之局限,不如视为时代之要务。

      现代国家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共享现代化成果。早期孙中山已力辟“今之革命,复仇其首”的狭隘民族主义,提出以博大的胸怀去争取各族人民参加斗争,即使“满人”亦“许为同等之国民”,甚至“许可入党”[⑤a],以建立一个广大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背后体现出现代政治原则。正是循此理路,辛亥后提出“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以实现“五族共和”[⑥a]。然此说也因只重五族而忽视其他51个民族而遭他人诟病。但以五族代表中华民族比之于满清独尊、民族歧视是一大进步,也是辛亥时期的一种共识。武昌首义后各省代表会议上否决孙中山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议决代表五族共和之“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即为一证[⑦a]。到了20年代孙中山自己也否定“五族说”,“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⑧a]各族人民“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⑨a]。不过,他的“民族同化论”又引起非议,“必要时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⑩a]。对此不可简单地看,细细分析,此论另有深意:一是由人数众多相对发达的汉族去扶助相对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共同发展;二是欲由此造就美国、瑞士那样的将国内各族“合一炉而治之”的新民族,使中国“造成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地位”[(11)a],“这样的民族主义,才是积极的民族主义”[(12)a]。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形成统一民族的磨合过程长达百多年[(13)a],而在各民族大致定位、十分成熟的中国则不具可能性。然此论对于今天如何在市场经济发展与一体化的趋势中,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现代化则有现实意义。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在晚年臻于顶峰,反对民族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民族自决”取代了以前的口号,表明了思想认识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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