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9)03-0029-08 思考、追问、探究发展问题的价值论、伦理学根基，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作为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既有共识性的一致答案，同时更多的是差异性的多种深刻歧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发展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意义上，应该说，有发展实践和发展历史，就必然伴随着对发展价值论基础的持续反思与追问。人类文明的历史表明，没有脱离特定价值论基础的发展实践，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社会事实，同时也承载着更为深厚、深刻，更为基本和紧要的人类基本的生存、生活价值理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明确指出：发展不仅仅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对财富的追求和创造，同时也是对更为普遍的权利(法学意义上的发展权)的捍卫以及最为可贵的自由的扩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健康、合理的发展实践，其实就是实现和澄明某种优良价值、引领人类追求并迈向某种高尚价值理想的历程。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政府、中国社会所倡导和践行的是一种人民性本位的有温度、有质量、包容性、可持续性兼具的新发展理念和战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中国政府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所贡献的具有时代高度、卓越理论品质和实践新境界的引领性“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关注、审视、反思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论基础问题，必须将其提升到整个人类文明之深刻、全面转型的新高度，彰显其更为宏阔、更为全面、更为普遍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发展理念的一般价值理论基础之理性审视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历来是个难以获得真解的难题。就其本真义而言，价值所表征的是使万物存在获得合理性意义上的本体性、本己性根据以及肯定性意义的东西，它为万物的存在和演化提供终极意义的理据和参照。 回答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论基础，必须首先从一般价值哲学意义上对价值的本质给出一个选择性判定和认知。什么是价值与价值是什么，这是两个在学理性旨趣上有差异的追问。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中西价值哲学领域争论了很长时期，迄今尚无定论。笔者以为，思考价值问题必须要有四大视野：历史、实践、文化以及人性，这四个方面构成我们思考、审视价值本身的存在论背景和前提。在这个问题上，基本的共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价值是人类活动公共性特质的自为澄明；其二，价值是文化历史合理性的事实积淀；其三，价值是人类历史发展与进步过程中人性自主进化所能达到文明高度的实践—文化表征。这一规定中有两个核心词，一是人性进化，二是文明高度。人性进化是一个充满了复杂性、曲折性的自然攀升的历史过程。近代以来，受资本逻辑、技术理性和自由主义信念规制的市场体制片面而强势的诱导，人类在发展问题上陷入深深的理性迷误。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日益增长的财富累积并没有带来曾经积极、乐观的“发展主义”哲学所期望的世界和谐与秩序，没有带来以整个人类为合法主体的生存品质、生存境界以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相反，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借发展带来的财富之力，对自然、生态持一种以征服、主宰、占有和掠夺性开发等为特征的野蛮的“帝国主义”态度，世界范围内为狭隘的民族利益所展开的永不停息的持续的奴役、战争、暴力和新殖民在不断升级。合理、优良、正当的发展观念与发展模式，关乎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以及实践与价值理念的探寻与甄别。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曾经指出：“尽管人在科学和技术上牢牢地掌握着天地万物，行使着人的绝对的统治和支配，但地球却变成了荒芜的地球，变成了‘迷失了的星’，使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面临着严重困难和危险。……曾使人类获得文明和进步的科学和技术，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包含着对自然，对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严重威胁。”[1](P78-79)面对已经存在的并不如意、并不美好的种种所谓发展的负面效应和恶果(生态环境恶化，社会不公平加剧，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安全感等的缺失以及生活意义和价值迷失等)，人们对发展本身以及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开始产生深深质疑，诟病不已，几乎全世界所有有良知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发展发出了不解、哀叹、困惑：全人类同时发展有确定的方向吗？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实然)？这就是人类所期望的发展(应然)？这种发展会把人类引向何方？凭什么要接受这样的发展，承受这样的发展恶果？凭什么相信这样的发展可以为人类带来一个靠得住的、可托付的未来？除了这种类型的发展，我们还能不能有一种更合理、更美好的发展？沉浸在迷茫、失望中的人类看不到一个可预期的美好世界、美好生活的前景。 作为反思性追问的结果，合理的、健康的发展之所以可能及如何可能，至少被纳入以下三种价值论的思考框架：理性主义视野、人本主义视野、生态主义视野(或现代主义的有机主义视野)。在理性主义视野内，发展的价值论基础被限定在依靠科技理性、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求取社会财富的最大化；理性主义视野内的发展，正如现代性的批判者们所一致发现和准确诊断的那样，是一种被马克斯·韦伯等社会与文化思想家归结的受工具理性支配而陷入自我异化形态的畸形的、片面的发展。理性主义发展观坚持以理性的进步作为衡量人类进步的唯一尺度。而此处所谓理性，无非就是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经典力学所推崇的数学方法和实证科学的逻辑。依照此种单线条的统一的知识论信念，知识的进步引导并决定人类的全面进步，进而推动文化与道德水准的普遍提升。在人本主义视野内，发展的价值论基础主要有三个层面的理解和规定：一曰“目的本身的能力发展观”，其经典性表述是：“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2](P929)，这一类型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代表，是人类发展最为理想、圆满的形态，表达了人类的发展实践在对待、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体之关系问题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社会化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P928-929)。二曰“人本主义发展观”(人—文化—价值三位一体)，此一新发展观，直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传统经济主义发展观的深重弊端[3]，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1)法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佩鲁于1983年出版了《新发展观》一书，阐明了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价值为尺度的新发展观。(2)阿马蒂亚·森。1959年，森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受聘担任英国剑桥三一学院院长。作为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森多次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撰写人类发展报告，并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论著，改变了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确认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是实现“人的实质自由”，并以此为据，建立了全新的理论框架[4](P1-2)。(3)保罗·谢弗。谢弗系加拿大著名文化学者，于2004年出版了《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详细阐发了以文化为本位的发展范式，阐述了文化对发展所具有的前提性的根本性意义[5](序言P1-9)。三曰“生态主义发展观”。在生态主义视野下或所谓生态合理性意义的发展，主要在如下两重意义上得到充分诠释：其一是“生态伦理合理性”，有学者称为发展的伦理生态关切或发展的伦理价值和生态精神的坚守。其理论宗旨和实践目标可以概括为生态合理性意义的发展。生态主义发展观强调人类发展的出发点和最高价值应该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而非纯粹人类的自我利益，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理应是追求整个大地生命共同体及地球生态系统的和谐、完整、美丽、稳定、动态平衡和可持续性[6]。其二是“有机性的美好生活”(意义上的发展)。在传统的理论视野内，美好生活的主体以及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是同一的，就是人本身。这样一种几乎成为定论和文化与价值共识性的见解，正在遭遇来自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系列具体的对策，即改变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方式，采取措施限制富人权利，改变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实现金融改革，把政府管理和自由市场竞争有机结合起来等。”[7]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包含并指向一个再浅显、再常识不过的主题：属人的和人属的美好生活的前提和条件。如果撇开了使其成为可能的必备的外在因素，甚至作为美好生活主体的人若为了自己狭隘的、当下性的所谓美好生活享受而不顾及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历史社会生态、精神文化生态，那么如此所得到的美好生活一定是不会长久的，其享乐的结果也必定是灾难性的[8](P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