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属黄花岗起义最悲壮、最感人，影响也最大。海外华侨在这次起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称颂。 一、华侨与黄花岗起义的酝酿和准备 黄花岗起义的酝酿和准备始于槟榔屿会议。1910年秋，孙中山从美洲来到马来亚的槟榔屿（又称庇能），约胡汉民、黄兴、赵声等商讨起义问题，其兄孙眉（檀香山侨商），华侨同盟会员邓宏顺等人也参加了会商。无数次的惨败，使与会者精神不振，相顾无策。经孙中山的耐心启发鼓动，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决定再举起义。 孙中山先是给南洋各地同盟会负责人写信，约他们集中到槟榔屿开会。如10月28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说：“弟今另有所见，必须足下牺牲数礼拜之时日，亲来商助，则事望可成。见信之日，无论如何匆忙，必请早临为祷。至急！至要！余容面谈”。[①]各地革命党人接到孙中山的信后，陆续来到槟榔屿。11月13日，在大石街槟城书报社（有说在孙中山寓所四间街决醒园）召开秘密会议。与会者共53人，除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孙眉外，华侨代表有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此4人为槟城南洋支部代表），李孝章（怡保分会代表）、邓泽如（芙蓉分会代表）、李义侠（坤甸代表）、李柱中（即李燮和，印尼代表）等多人。会议开始后，孙中山首先讲话，总结以往起义的教训，指出现在时机已迫，号召大家破釜沉舟再举起义。接着，与会的同志纷纷发言，表示赞成孙中山的意见，讨论了发动起义的具体计划。此即决定黄花岗起义的著名的槟榔屿会议（又称庇能会议）。从中不难看出，华侨是酝酿、决定黄花岗起义的重要参与者。 槟榔屿会议后，华侨主要参与了以下几项准备工作： （一）在香港设立统筹部作为起义指挥机构，由黄兴、赵声负责。美国归侨李煜堂将自己在港经营多年的金利源药材行作为秘密机关，负责接收海外党部的汇款、捐献的枪支弹药等，然后转运国内起义地点。统筹部陆续在广州城内外设立办事、联络、藏军械、制炸药等秘密据点几十处，其中河南溪峡徐公馆及万福里178号等隐藏炸药、武器的秘密机关为华侨徐宗汉、罗錞及妻女为联络员；华侨李德山、黄鹤鸣等分别在芙蓉里4号旧仓巷、甘家巷西湖街8号等秘密机关负责。 （二）秘密购运武器。黄花岗起义所用的枪支弹药多由华侨从国外购运。日本、越南（当时又称安南）、暹罗等地华侨参与购买武器及向香港的运送工作。越南海防华侨刘歧山、马祺、刘济川等参与组织由香港向广州转运武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周之贞、郭汉图、广妹（女）等，将武器装入梳妆台及花盆等运到广州；华侨杜凤书更发明将弹药装饰成颜料、罐头报关的办法运到广州。据不完全统计，从日本、越南等地共购运各种枪支780多支，还有一批弹药。华侨不顾个人安危，秘密购运武器，为发动起义提供了保证。 （三）踊跃参加“选锋”（敢死队）。为组织起义力量，统筹部一面派人回国运动清新军反正，一面在国内外挑选优秀青年组成敢死队。南洋华侨对起义态度积极，纷纷报名参加“选锋”。他们“争先返国效力，甚至因人数过多，由抽签以决定回国参加者。越南各地另有一批侨胞，三十余人组织一敢死队，由陈有率领回国，只因陈有等趁搭之船只中途遇雾，延期抵港，致此批敢死队同志，未能赶及参加”。[②]据统计，回到香港集中准备参加起义的南洋华侨至少有500人。 不屈不挠、积极支持孙中山酝酿再举起义，远途跋涉回国密设起义据点，不顾个人安危、竭尽全力为起义购运武器，“争选返国”参加“选锋”……华侨为黄花岗起义的准备做了许多工作。 二、踊跃为黄花岗起义捐款 华侨踊跃地为革命捐款，成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从华侨毁家纾难地为黄花岗起义捐款中可以充分地反映出来。 在槟榔屿会议上，与会者一致主张应先筹足起义经费再行举事，认为“事济与否，实全系之”，“充分款项之筹集”。[③]会后便安排专人分头筹款，并分别致函各侨居地党部，发动捐款。如孙中山致函美洲党部介绍了准备在国内大举起义的计划，急需巨款，“望美洲各埠之同志，各尽义务，惟力是视，能筹足十万元固佳，否则多少亦望从速电汇，以应急需”。[④] 为使筹款有充分保证，槟榔屿会议期间，还分别安排了各侨居地筹款负责人。英属新加坡马来亚（简称新马）筹饷总部由邓泽如负总责，负责人有李孝章、李梦生。各地担任具体筹款的有郑螺生、黄怡益、黄心持等。荷属印尼筹饷团负责人为谢良牧、刘芷芬、李天麟；分任筹款的有刘亚泗、温庆武、黄庆元、伍连忠等人。加拿大洪门筹饷局由冯自由、马延远、陈交锡负责。美洲同盟会筹饷局由李是男、黄芸苏、黄伯耀负责。这些筹款负责人均为当地同盟会骨干。为防止侨居国政府的干涉，孙中山建议以“教育捐”的名义筹款。 孙中山本拟在南洋筹款，但因各国政府受清政府外交压力而禁止他停留；加之此前多次向南洋华侨捐款，再捐“殊觉开口之为难”等，只好前往美洲劝捐，将南洋筹款事委以胡汉民等人。胡初在新加坡筹款很不顺利，一筹莫展，便致函邓泽如前来相商。1910年11月25日，邓泽如、胡汉民等在新加坡开会募捐，与会侨胞百余人。侨商沈联芳首捐1000元，其他侨胞也随着捐献，共捐款3000元。1911年元旦，邓泽如等一行来到芙蓉，在安泰店开会筹款，与会侨胞30多人。谭德栋先是带头捐500元，听到邓泽如介绍捐款困难，与原计划相差甚远时，又捐500元，最后又捐5000元物品，他一人共捐6000元。胡汉民称赞“德栋先生之积俭一生，而为国毁家”。[⑤]与会其他侨胞也“量力认捐”。1月3日，邓泽如、黄兴等来到怡保劝捐，黄兴介绍目前所捐的款项与预定计划还差许多，鼓动同志们踊跃捐献。当地革命党先进郑螺生、李源水、李贵子、黄怡益各认捐千元。黄怡益妻子柯氏也认捐500元。尤其是侨商郑螺生变卖福建、江苏铁路股票再捐；李源水复将打满矿股票变卖捐出。萧竹漪将自己的全部田产出售作为捐献。槟榔屿华侨谢逸桥“移其伯父财产”“以济革命”，并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动员侨胞捐款，孙中山赞扬他“挥金为革命”，“凭君纽带作桥梁，输送侨胞热血慨而慷”。[⑥]2月11日，胡汉民致信孙中山赞扬马来亚华侨捐款说：“泽如等加倍出力，谭扬（即谭德栋）一人出款五千，于是萝（螺）生、源水亦极动。芙蓉一带因得款万余，坝罗一带得款万余，庇能、日厘亦复续续加进……可谓南洋之大进步矣！”[⑦]新马各地华侨共捐款47663元，[⑧]占黄花岗起义各地华侨捐款的第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