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9)03-0033-11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自产生至今始终受到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和批判，却让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学者心向往之，佩服有加。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旦遭遇重创如经济危机，人们自然会想起马克思，想起《资本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成为谈论和研究的热点，2008年肇始于美国后又殃及世界的经济危机时期可为例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会有如此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和学术魅力？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忠实反映劳动者的生存境遇，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切中要害，等等。但是，有一个原因既重要又往往被忽略，这就是它的哲学性质。哲学性质所指称的内容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不变，它就会顽强地存在，发挥不可替代的理论功能。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性质是一个提法，确立这一提法的前提是研究和回答如下问题：第一，政治经济学中必然包括哲学性内容吗？第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存在哲学性内容吗？第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哲学性内容是什么？第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其中的哲学性内容是什么关系？ 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性质 政治经济学中包括哲学性内容是这一学科在劫难逃的命运，经济学家的个人意志不起任何作用，区别仅在于是这种哲学还是那种哲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起始于亚当·斯密。在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如下三类情况可资证明： 一是直接的哲学性命题，如“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1](P314)。这一命题的伦理哲学性质，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教化倾向适应了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刚开始起步因而急需资本积累的客观情势。凯恩斯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借马尔萨斯和霍布森之口批判亚当·斯密的这一哲学思想是不识时务[2](P376、381)。 二是哲学隐喻。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尽人皆知[3](P27)，它确实把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形象而逼真地揭示出来了。说“看不见的手”是哲学隐喻的证据有二：其一，这一哲学隐喻先是出现于亚当·斯密的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中[4](P230)，随后才出现在其政治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其二，黑格尔在其哲学著作中阐释了这一思想，《精神现象学》[5](P47)和《法哲学原理》[6](P197、210-211))就是如此。纯哲学研究者往往不太关注亚当·斯密的哲学隐喻，殊不知，它是西方哲学2000多年发展史中的亮点。以往的哲学家在处理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时总是各执一端，但最终结果是零和，即一方赢意味着另一方输，反之亦然，区别只在于站在利己还是利他立场上发表看法。亚当·斯密另辟蹊径解决问题，结果是双赢。亚当·斯密的观点已被有几百年历史的市场经济实践所证实。 三是用日常生活语言提出和论证政治经济学的人学前提：“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P13-14)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之一 ——人性自私论的原生态表述。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断变换这一逻辑前提的概念表达，由人性自私论变为经济人，由经济人变为理性经济人，最后是有限理性经济人，但其实质并无丝毫改变。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人性自私论的重要程度可用性命攸关一词来形容——没有人性自私论就没有人学前提，没有人学前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无法建立起来。如此深刻复杂的哲学性内容被亚当·斯密用日常生活语言表达出来，可见其哲学功力之深厚。 上述三类情况表明，哲学性内容客观存在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发挥着内生变量的作用。 就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而言，亚当·斯密的学术子孙都是离经叛道之辈。他们以继承和发展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为由头，而其实际做法是背道而驰。离经叛道表现为刻意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对其哲学性质则唯恐避之不及。率先如此行为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设置专节批判的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西尼尔。这位资本家的铁杆代言人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大纲》中说，经济学家“所从事的是科学，其间如果有了错误或是有了疏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极其广泛的恶劣影响；因此，他就像个陪审员一样，必须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既不容许同情贫困，也不容许嫉视富裕或贪婪，既不容许崇拜现有制度，也不容许憎恶现有的弊害，既不容许酷爱虚名，投合时好，也不容许标新立异或固执不变，以致使他不敢明白说出他所相信的事实，或者是不敢根据这些事实提出他看来是合理的结论”[7](P12)。“科学”的高调宣示和六个“不容许”的禁令有机统一，使政治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质得以充分彰显，被扼杀的是政治经济学中客观存在且须臾不可分离的哲学性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