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民众和上海小刀会起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渭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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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上海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城市经济的行业结构,市民群体的阶层和职业结构,都发生了不同于开埠前的变动。上海小刀会起义就是在近代上海社会转型初期,由秘密结社领导的城市反清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以上海土客籍各地域帮派为基本成员,其中以粤闽籍商民尤其是游民阶层为主体。起义中,各阶层有不同表现。作为城市反清起义,有着不同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诸多特点,并对上海城市近代化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影响下,1853—1855年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是由秘密结社领导下的一次城市反清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既折射出中国近代开端时期城市民众运动的历史特点,又反映了上海城市近代化初期的若干社会、经济、文化特征。本文侧重于对这些特点进行历史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开埠前上海港口贸易和城市民众的职业、阶层结构

      上海早在被迫开埠前的百余年间,已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逐步演变为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的港口城市。乾隆年间的上海港,已经呈现出繁盛的景象,“城东门外,舳舻相接,帆墙比栉”(1),“往来海舶,皆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2)。至嘉庆、道光年间,“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逻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3)。

      作为港口城市,航运业一直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江南的棉花、土布、生丝、茶叶、食糖,北方的豆、麦、豆饼、油、枣、土产,都依靠沙船、卫船、估船、乌船、疍船等北往南来,内运外联。其中,尤以上海的沙船业最为重要(4)。嘉道年间,“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5)。道光初,沙船数量一度减少。但自海运南漕之后,商人为图利又添造大船,数量回升到三千艘左右。其载货量以关东一石合江南通用石约二点五石计,又按二十石以一吨计,则大号三百七十五吨;小号为一百八十余吨。若平均每船为二百五十吨,三千艘的一次货运总量可达七十万吨左右(6)。一般情况下,沙船一年中南北往返为三至四次(7),则三千艘沙船的全年运货总量当在二百十万吨至二百八十万吨之间。这对上海的经济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港口贸易的发展,上海县城的商业也日见繁荣。生丝、茶叶、棉花、布匹、豆麦、南北干货及钱庄、票号等行业,都已经成为开埠前上海的重要商业门类。各类业主纷纷以同乡为依托,以同业为基础,组成各种会馆、公所,维系本乡来沪移民,维护本行商业利益。据统计,上海开埠前已建立的各省或地区性的同乡性团体—会馆,有十一个;同业性的团体—公所,有十六个(8)。

      会馆虽以同乡相结合,但仍兼具业帮的性质,即所谓“以敦乡谊,以辑同帮”;而公所则主要是工商业主的行帮组织。在名称上,两者有互用的现象,如应是同乡性质的浙绍公所就不称会馆;应是同业性质商船会馆却不称公所。但无论是会馆或是公所,都是开埠前上海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团体。以经济而论,既有以行业区分的会馆公所,如钱业公所,布业公所,商船会馆、豆业公所等,又有以乡籍组成的包括不同行业商人在内的会馆公所,如潮州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江西会馆等。即使在商业行会性的同业公所中,除大量由牙行商人组成外,也有少量的私商组成的行会,如青蓝大布业商人的布业公所,闽籍桂圆、黑枣业商人的桂圆公所;还有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如成衣业的成衣公所。各行各业都在各自的行会中统一步调,展开对行外的竞争;同行同业间的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行会进行协调解决;封建官府的无厌勒索,可以通过行会进行集体抵制(9)。作为封建社会晚期的商人行会组织,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杠杆。

      以社会运作而论,同乡团体的会馆,是消纳城市游民,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组织。上海的同乡会馆中,粤闽籍占多数,次为浙、皖、鲁、赣、晋各籍。各籍会馆都把办理善举如救济、安置来沪同乡,设置义冢、义地殡葬客死上海的同乡人等作为重要事务,这就在事实上使会馆成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中的稳定因素,而封建官府也常常通过会馆对社会上的游民进行约束和管理。可以说,会馆起了社会秩序正常运作的调节机制的作用。会馆、公所的董事,也就凭借乡帮的声势,行帮的实力,以邑绅的面目,上可沟通官府,下可和辑同乡、约束同业,成了当时上海城市居民中颇有地位的人物。

      随着商业的发展,上海的人口也有了迅速增长。据统计,上海县在雍正年间约有人口四十余万。嘉庆十五年(1810年),上升到五十二万余人(10)。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达到六十余万(11),其中居住在县城及其附近者约二十余万人(12)。

      这二十余万人中,绝大部份应是上海县城内居住的城市民众,或称作市民。他们中有相当数量人,是客籍移民。时人称:“上邑频海之区,南通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素号五方杂处”(13)。可见上海早在开埠前就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虽然,现有史料很难说明土客居民的人数与比例,更难说明开埠前上海城市民众的职业、阶层结构,但是,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大体上尚能看出若干端倪:

      第一,从开埠前上海会馆、公所反映的上海工商业主籍贯及行业构成看,客籍工商业主地域广泛、实力强大;但土客相比,土著工商业行会数量仍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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