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在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组织最严密、纲领最明确的一次农民革命。这次革命和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一样，是利用宗教外衣作掩护而掀起的。从创建拜上帝会到太平天国革命取得胜利，定都天京及最后失败，无不与上帝教发生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探讨上帝教与太平天国革命始终的关系。不妥之处，望同行予以指正。 一、上帝教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发起 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拜上帝教发动起来的农民革命运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深入一层，从当时的客观现实来看，拜上帝教之所以能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则是由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发展和推动的。 洪秀全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他出身于中等农民家庭，自幼读《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受封建思想的熏陶，曾一度热衷于科考。在连考四次失败后，逐渐产生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当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文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正，这一切对落第的洪秀全震动极大，他“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鞭妖奴隶所惑矣”，决心抛弃仕途念头，研读梁发编写的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此书是1836年他第二次去广州应考时得到的。他潜心研读，接受了书中“独一真神唯上帝”及平均、平等观念，并把1837年科考失败后的病梦联系起来，编造了一个“异梦”，说他上高天见到天母、天嫂，由天母引见天父皇上帝，皇上帝见妖魔横行，大发怒威，赐给他金玺与宝剑，派遣他下凡杀灭妖魔，“做天下万国真主”，拯救人类。 在洪秀全的积极宣传下，冯云山和洪仁玕首先参加拜上帝会。最初他们把家中孔丘和其它偶像统统抛掉，在本乡积极宣传“勿事偶像，独拜神天上帝”的新道。但只得到很少的同情者，却遭到歧视和打击，洪秀全甚至因此失去了塾师的职业。1844年4月，洪秀全、冯云山根据《圣经》中“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说法，离开花县，到珠江三角洲、广西一带传教。经过几个月的奔波，踏遍两广几十个县乡，但发展的会员仍然很少，信上帝教接受洗礼者仅一百多人[①]。这说明洪秀全的上帝教没能唤起民众的觉醒。 上帝教成为发动农民起义的工具，首先是把上帝教与当时贫苦农民的要求结合起来。洪秀全等人在两广传教成效不大，1844年11月，洪秀全回广东花县，在乡族的谅解下仍以执教为业。冯云山独自留在广西桂平紫荆山，以帮人做工，拾牛粪，担泥和教书为生。在那里他熟悉了当地农民，深知农民的苦难和要求，把拜上帝会的宗旨和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结合起来，深入传播上帝教的道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拜上帝会的会友遍及广西数县，人数两三千，并已经酝酿着利用“拜上帝会”进行反清革命。而洪秀全回广东花县后，一面教书，一面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并在家乡继续苦口婆心地劝人们信仰上帝教。1847年洪秀全在广州要求接受基督教洗礼未成，于是重游广西找冯云山。当看到冯云山开创的局面及隐藏的意图时，他的救世主的自我意识发生了转变，从此他从一名传播福音的上帝使者，发展为利用上帝教来秘密发动群众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此后经过冯云山、洪秀全等几年的艰苦发动，1850年拜上帝会会员发展到万余人，遍及两广。 其次是当时广西阶级斗争的形势，需要一种能掌握群众，动员群众的思想力量。广西素称多盗之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腐败无能，激起人民屡起反抗。1847年境内以“土匪”滋事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几乎遍及全省，“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终必有溃败不可收拾之一日”[②]。在拜上帝教最活跃的紫荆山地区，阶级斗争更为激烈，“愚无知者，每铤而走险。当初不过三五成群，拦路抢劫，……继则纠正焚杀”。“滋扰无虚日，官军屡击不利”[③]。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对付这烽烟四起的动乱局面，竭力倡办地方性的大小团练，这就形成了下层人民和各种形式的起义势力为一方，封建官府和地方团练为另一方的两军对垒局面。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扩大，急需把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更大规模的斗争。而洪秀全等以拜上帝会组织革命力量，以上帝教感召群众，非常奏效。如果没有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没有业已成熟的革命时机，上帝教是不可能成为唤醒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的。 二、上帝教对太平天国革命发展的积极作用 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基础，在它的号召、鼓动下，千百万农民参加了反清斗争。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建立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太平军所向披靡，席卷桂、湘、鄂、赣、皖、苏等六省，都是在上帝教的召唤和鼓舞下进行的。 拜上帝教作为一种宗教，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主要是它具有革命的内容，即战斗性、现实性、平等性，反映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的要求。 洪秀全的上帝教既不是西文基督教的简单抄袭，也不是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太平道、白莲教的简单再现。它吸取西文基督教的“上帝”说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以及农民原始的平均思想，从现实的阶级斗争需要出发，按照农民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对这些宗教进行了加工改造，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国化的农民革命的新宗教。它与《劝世良言》所宣扬的基督教的上帝说有本质不同。基督教具有维护旧秩序及侵略他人的反动性，它要人们对现实世界采取消极厌世的态度，对邪恶势力自甘屈辱，逆来顺受，认为“反叛大逆”是“大恶之事”。要人们对反动统治“君王之旨，圣贤相传仁义大道，固当顺从”，“子辈全顺汝于父母”，“妇辈顺服汝夫”，“为仆者，专心侍奉于家主，凡事逆顺之”。要“爱尔仇”，“毋以恶还恶”，“宁甘心忍耐受苦”，甚至于“被人冤屈，或被人陷害，诬告受官刑拷打者，……则忍耐受而当之”。而洪秀全的上帝教则主张斗争，他觉得“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结果是“凌夺斗杀”，“此疆彼界”，“尔吞我并”[④]。逆来顺受不解决问题，应该起来与一切妖魔邪神斗争。洪秀全开始传教，就宣传“斩妖”，并且定制宝剑，上刻“斩妖剑”三字，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上帝之真道”，[⑤]“脱俗缘，莫将一切俗情牵，须将一切妄念捐”。[⑥]将“乘漓浇薄”的旧社会，变为“公平正直”的新社会。上帝教将社会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皇上帝”与“皇上帝子女”是正的一方，“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是“邪”一方，斗争的目标是“斩邪留正”。“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的兄弟姐妹所共当灭之惟恐不速者”[⑦]，这个“阎罗妖”在人间的具体体现者就是清朝皇帝。不难看出，洪秀全所宣传的上帝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上帝，是一个与清王朝及一切恶势力作斗争的上帝。这就是洪秀全的上帝之所以能唤醒农民革命的原因。数千年来，中国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政治上没有权利和地位，在思想意识上也受到重重束缚。洪秀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拜上帝教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既能在思想上解除农民的顾虑，把压在他们头上的邪神打倒，又能避开封建统治者的钳制。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指出，“农民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不同或轻或重，所有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⑧]。要使安静的、不曾逾越地方关系和地方眼界范围的农民起来革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了解，共同的心愿来唤起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宗教乃是最合适的。所以“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