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上流行的留学生“五代”说和严复、孙中山、秋瑾等为“第一代”的说法，成为本文“问题的提出”之背景。笔者的论证是共7代，分别为：1840～1870年，这第一代的人数多，且皆为私人途径，然正是其中的容闳成为中国政府成批官派留学生的第一个倡导者和推动者；1871～1889年，官派留学欧美者230余名，自费留学的伍廷芳、孙中山等亦在这第二代；1890～1911年，这第3代公私费留学生以数万计，许多留学生加入同盟会；1912～1930年，总计2万人，其中如赴欧勤工俭学，特别是形成一次留学苏俄热潮；1931～1949年，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公私费留学生只万人左右，但留学范围大为扩展；1950～1978年，一万又数千人；1978年至今，公私留学生达27万人，遍及103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代留学生都同中国和世界形势相应，引起不同方面的巨大变革，规模越大伴随的变革深度和广度越大。 关键词：中国 近现代 留学史 分期 使命 对于这个问题，80年代后期，我们在《留学浪潮与中国民主革命》一文里已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①]，对当今流行的说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符合于历史实际。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与执行，出国留学开始成为热门话题，关于出国留学的新闻报道和探讨留学史的文章渐渐多了。为了追溯往事，曾有人将当今的中国留学生称之为“第五代”，而对中国的“五代”留学生加以表述，认为“东瀛”（指日本国）是“曾经接纳过我国第一代留学生的国度”，而且还将19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留学西欧的严复、留学檀香山（今属美国）的孙中山与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秋瑾同作为“第一代”留学生的代表放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②]。姑不论日本并非接纳“我国第一代留学生的国度”，即以留学年代而言，严复（1877—1879年留英）、孙中山（1878—1883年在檀香山求学）与秋瑾（1904.6—1905.12留日）出国留学年代时间相差将近30年，也无法列为同一代。况且，在严复以前，中国还有近代最早的容闳、黄威、颜永京等整整一代的自费留学生和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120名留美官费生呢？但是，这“第五代”的说法却不胫而走，流行甚广。有人曾以《世界大串连——中国出国潮纪实》为题进行撰述，沿用此说，并予以发挥，除了重复“孙中山、严复、秋瑾等属第一代”的留学生的说法外，更加明确地认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出去留学的属第五代”[③]。这篇长文后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又经《光明日报》以《出国潮》为题，连续转载，影响更为广泛。直到现在，包括当代的留学生也都这样认为。团结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的《蓝色梦幻：热狂大串连》一书（“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之一，史然编）也说，“有人将眼下的留学生称为第五代留学生。按照这个说法：孙中山、严复、秋瑾属第一代；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属第二代；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等属第三代；50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如李鹏、李铁映、叶选平等为第四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出去留学的属于第五代”。并且说，“第一代、第二代留学生有如普罗米修斯从西方‘盗’回了真理的火种，从而在旧中国的漫漫长夜燃亮民主、自由的熊熊火炬……”[④]。 我们认为，这种“第五代”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不仅“五代”留学生代表人物的排列不很科学和合理，不能恰当地反映出这些留学人员出国的时代背景及其特点，而且由于缺少了真正应该属于“第一代”留学生的重要内容，致把最早的“从西方‘盗’回真理的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安错了人头。因此，这其间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即：近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究竟始于何时？近代中国留学生到底经历了几“代”（也就是大体可以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他们（各代留学生）出国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是什么？各“代”（阶段）之间是怎样延续发展的？当今中国的留学生当属第几代？等等。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科学地对中国留学史进行分期的问题。 二、民主革命时期的五个阶段 第一代留学生，据现有史料看，其中最早的一小批，是1847年初由香港出发的容闳（1828—1912）、黄胜（1825—1902）、黄威（1829—1878）一行三人，随同他们当时就读的香港马礼逊学校的校长、美国牧师布朗（Brown,Smanel Robbins,1810—1880）到美国学习；随后，同世纪50年代，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由外国传教士带领几名中国学生出国学习。 我们认为，鸦片战争迄今150多年间的中国留学史可以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分为7个阶段。这7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七“代”。其中民主革命时期分为5个阶段，具体情况略述如下： 一、第一阶段：1840—1870年，约30年。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大多是跟外国传教士出国和得到教会资助或引介的。到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上海的美国教会小学读书的吴虹玉（1835—？）、颜永京（1838—1898）、杨锡麟等分别于1853、1854年先后跟随美国教士波英特等赴美[⑤]。本阶段的中国留学生多数都是去美国学习的，这与美国教会当时大力发展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有密切关系。外国教会原希望培养这些人成为它们在中国进行传教宣道的牧师，充当其助手或代理人，而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除有一部分成为中国早期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于基督教宣道的传教士外，多半并不从事于这方面的工作，有的还对此进行勇敢的抵制，坚持自己学成报国的理想和志愿，如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个留美大学生容闳，即不愿以“传道”来束缚自己，始终坚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作为自己的抱负和“渴望已久的目的”。到美国留学以后，他就以“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为目的，盼望“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⑥]；学成回国后，他一直为争取清政府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而奔走呼号，终于通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促成清政府批准在1872—1875年每年由国家派遣30名，分4批共120个少年学生赴美留学，初步实现他的愿望。因此容闳可以说是促使中国政府派遣成批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一个倡导者和推动者，是第一位从西方“盗”回真理火种的有功人员。早在70年前即已写成《近代中国留学史》的舒新城先生在他的这本著作里评价道：“（清朝）于1872年末派第一批学生30人去美，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以此为始，而政府之所以有此举则完全于（系）容闳一人之力。故近代中国留学实以容（闳）为创始者”[⑦]。除容闳外，与他同去美国留学以后又去英国学医的黄威，学成回国后在广州当医生，成为我国近代早期著名的外科医生，被称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良外科。……旅粤西人欢迎黄宽，较之欢迎欧美医士有加”[⑧]。黄胜、杨锡麟也都不从事“宣道”。黄胜去美国后不久因病中途退学，回到香港从事于出版、翻译等工作，又曾一度受李鸿章和苏松太道丁日昌之聘到上海担任广方言馆的英文教习，最后在香港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直到退休[⑨]。他还是香港第一个中国人的“太平绅士”。黄胜思想开明，他的儿子黄咏商（亦作咏裳）参加兴中会，积极支持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杨锡麟则在美国学习两年即回上海任教，后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任通事，主要从事于翻译工作[⑩]。此外如颜永京回国后虽主要从事传教活动，但也曾一度受雇于上海英国领事馆，充任翻译和曾在同文书局从事出版工作，还积极参与圣约翰大学（当时名圣约翰书院）的筹办事宜，后来担任院长，主持校务达8年之久，热心于教育工作。他资助和遣送弟弟和儿女们赴美留学，著名的法学家颜惠庆即为他的儿子(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