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为人敢直言，好论时政，是“前清流”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晚清政坛上锋头最健的时代是在中法战争时期。他与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关于和战的争论，在马尾之战中的功过是非，学术界向有不同看法，本文略抒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法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已越来越成为边防龃龉的中心。当时朝内的清流派官员纷纷上奏，要求朝廷加强防法保越措施。张之洞、陈宝琛、刘恩溥、邓承修、黄体芳等，或单独或联合，先后上书陈述保卫边疆的建议。张佩纶也是其中积极发表见解者之一。1882年越南危机初露端倪时他已预见到法国兼并越南后，中国西南将会面临严重威胁。为此，他陆续上奏，反复强调：“越南之于滇粤，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也。……越折而入于法，则滇粤水陆处处逼于他族”[①a]，主张严备边师以御敌侵，首先，大力抓好水师建设，使南北洋水师成为一个系统，尤其应重点营建广东水师，一旦开战，方能从海上对西南陆路战场进行支援。其次，派滇、桂军各一支出兵越南，以抗衡伺机而动的法军。张佩纶举荐唐炯为滇军统领，徐延旭为桂军统领，各自率兵入越，分兵驻扎在山西、北宁等重要城市。再次，朝廷应改变以往排拒刘永福黑旗军的政策，用他们打击法军。最后，联合与法有隙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创造有利于中国的形势，使法国在侵略行动上心存顾虑，不敢恣意妄为。 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则认为，中国积弱，本不能战胜法国；若冒险迎战，万一失败，法国可能会趁势凌压勒索，“战”只会遭受比“不战”更重大的损失。为此，李力主废战求和，希望以“小退让”来换取大安定。作为主战派的重要代表，张佩纶则坚决反对和谈，主张备战，上奏称：“知法志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知越境逼犬牙，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门庭，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②a]。 对于这场争论，有的论者认为张佩纶等清流派不顾当时中国军力的实际情况，只是纸上谈兵；而李鸿章充分了解中国的海军营建尚仅具雏形；陆军虽已有洋式装备，仍不能与训练有素的法军相比，因此尽量避免与法国的军事冲突是明智的。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首先，从中法战争的实际战斗过程看，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谅山大捷充分证明，只要部署正确，敢于战斗，法军不是不可战胜的。诚如沈渭滨先生在《甲午战争与翁同和的士大夫本色》一文中所言：“面对汹汹而来的入侵者，敢不敢抵抗是检验理性与良知的第一位标准”，“‘知情而后能战’只有在敢战之后才显出它的理性价值”[①b]，李鸿章缺少的就是敢不敢战的决心。其次，张佩纶并非不知中国军力的实际，但他仍认为即使“和”，亦必须以“战”为前提；不作任何战事准备，不示敌以应战之志，一味求和，于国只会有害无益。他批评李鸿章“怯敌如此，恐将蹈商于诳楚之辙，受璧马假虞之欺，虽法全予我以北圻，岂能守哉？”[②b]责备李“处人臣极地，负天下盛名，舍力持正论、厚集边防，无可言者；若舍和无策，务徇敌求，人人能之耳。”[③b]他以备战求和平、以制敌促和谈的主张显然比妥协政策更胜一筹。而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时政的积极参与和苦心擘画，是其情可状、其志可嘉的。 1883年12月14日，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法军先攻山西，再取北宁，各个击破。为此张佩纶建议前线各军以动易静，反守为攻：“我三面设守，而彼三面进攻，无论如何，日久断难支拄”，应“三省并力进规”，给法军以沉重猛烈的一击；“若我以分守，彼以合攻，一处被敌蹈瑕，则各军皆为夺气”[④b]，只有各路驻军联合起来主动击法，方为上策；保守分御只能被动挨打。然而，他的建议并未得到重视和采纳。负责全局指挥的李鸿章仍一心求和，对前线战事缺乏统一有效的战略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前方将领也各自为阵，但求自保。自1883年底开战以来至1884年上半年，中国连失城池：继山西、北宁以后，兴化、临洮、宣光等地也先后被法军攻取。 到1884年5月，红河三角洲的全部重要城市均被法军占领。随着前线失利，主和派的和谈行动也步步加紧。在这一形势下的张佩纶依然坚持“和”必须以“战”为前提的观点，认为：“德璀琳之言曰倘不欲和，必须赶紧设防；臣之意则谓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矣；防饷惜一分，兵费转加一分矣”[⑤b]，只有自己戒备充分、士气旺盛，才能压制住敌人的气焰。 这一段时期内，朝内发生了一桩大事：由于越南前线战事的失利，滇桂前线统帅唐炯、徐延旭遭到逮问。唐、徐事件成为朝廷内部权力之争的楔子，曾举荐唐、徐的张佩纶也就自然成为政敌攻击的重点。盛宣怀、王旭庄等上疏弹劾张佩纶乱荐庸将，罪失重大；一向支持张佩纶的李鸿藻、奕欣和宝廷也被劾锋所及。这场朝廷斗争的最终结局是军机处发生大换班，奕欣被迫“家居养疾”，醇亲王奕譞及心腹孙毓汶得以上台。这就是有名的“甲申事变”。慈禧借大换军机处的机会，黜谪清流，废止言路，以使朝廷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自此以后，清流派盛极一时的声焰逐渐消没下去，其成员也开始分化。 二 “甲申事变”后，慈禧为了遏制言路，开始着手收拾“清流”，办法是把他们放到军事斗争第一线，往火上烤。光绪10年（1884年）4月14日上谕命：“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著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准其专折奏事”[⑥b]。张佩纶被授命为会办闽海事务的钦差大臣。尽管没有任何军事防御和实战的经验，他仍被推到闽防的前台。 对于这一安排，张佩纶认为“书生初当巨寇，必以亲临前敌为第一义”[⑦b]。刚走马上任，他就决定周巡福建海防形势，“将濒海要隘、各路防营认真查阅一次”[⑧b]。马尾战败后，张又在给朝廷的上书中光明磊落地重申自己的观点：“臣本书生，未知兵要。惟目睹闽事危急，事先既不敢取巧避难，事后更不敢诿咎卸责”[①c]。从张佩纶闽任期间一始一末的奏折中就可知，他虽认识到自己在军事作战方面经验的缺乏，但认为既已被委以重职，就应该殚心竭力、鞠躬尽瘁地尽到自己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