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妇女是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迪下开始觉醒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一代代的有识之士，为推进妇女解放进程，不断以新的思维方式进行着艰辛的探索。中国近代妇女在新思想的启迪下，观念不断转变和更新，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反帝反封建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逐渐兴起的，在戊戌、辛亥、五四时期出现了三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综观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不仅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而且与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妇女的思想启蒙有关。近代妇女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迪下，思想观念发生了一系列转变，推动着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 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前，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对待妇女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歧视和压制妇女的观念和理论。广大妇女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束缚下，完全成了任男人摆布的“工具”，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孝敬公婆、侍奉丈夫、养育子女、操劳家务成了她们的主要职责。 进入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于民族危亡的阵痛中开始醒悟，随即向延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挑战。他们主张开民智、兴女学、戒缠足、变婚姻，倡导男女平等，给沉重而又凝滞的传统观念以强烈震撼，从而引发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是最早向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发起挑战的，他们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启蒙与妇女的关系。康有为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凌辱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软弱和愚昧。唯一能使中国避免亡国灭种的途径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思想文化来开民智，解决中国人的愚昧问题。而中国人、尤其是妇女不受教育是造成国人愚昧的一个缘由。因此，他在对国人进行民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热心地开展了妇女启蒙宣传。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对妇女的启蒙宣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西方“天赋人权”为武器，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康有为说：“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①]，男女生而平等。谭嗣同指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理应“平等相均”[②]。梁启超提出“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③]。二是对残害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缠足陋习进行无情的批判，并一致认为“国家积弱，缠足未尝不是主因之一”[④]。三是呼吁女子教育，提倡兴办女学。维新派认为，封建礼教禁锢了妇女的聪明才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在于妇女不能上学，因而积极主张兴办女学，并强调“欲强国，必由女学”。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思想启蒙虽然是有限的，但毕竟给沉闷的中国社会吹进了一股新风。维新派提出的一些新的见解，打开了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的大门；通过维新派的启蒙宣传，少数妇女开始觉醒，并冲破世俗的偏见和封建家庭的牢笼，毅然走上社会，建立女学会，创办女子报刊，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大声疾呼。她们的积极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 如果说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妇女的启蒙尚属萌发期，那么，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妇女解放宣传则进一步扩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同时，历史地肩负起妇女解放运动的重任，开展了妇女解放的广泛理论宣传活动。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已明确发出了“凡为国人，男妇一律平等”的呼吁[⑤]。陈天华在《猛回头》一书中，也提出“兴女学，培植根本”，“禁缠足，敝俗矫匡”[⑥]的主张。被誉为“女界之卢梭”的金天翮，在其带有妇女解放运动纲领性质的《女界钟》一书中，强烈呼吁“女权革命”，号召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做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男女平权的原则。他在1906年《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昭示：“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姐妹，一切平等。”[⑦]1912年他在一封信中又指出：“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⑧]，进一步说明他的男女平权思想来源于天赋人权，男女平权是他的民权主义的一部分。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倡导下，许多先进妇女投身辛亥革命洪流，自觉地将自身解放和民族民主斗争联系在一起，把戊戌时期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高潮。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又掀起了一场启迪民众觉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更加浓郁。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开展妇女解放思想的宣传，提供了妇女解放的新理论，热情号召广大妇女勇敢地挣脱封建枷锁以获得自由解放。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开宗明义宣称，近代历史就是要“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何谓“解放”，“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⑨]。他痛斥孔子之道用种种清规戒律、纲常礼教将无数“年富有力之妇女困于家中”，“身体精神俱呈异状”，度过“凄惨之生涯”[⑩]。他大声疾呼，妇女要起来打碎奴隶道德，树立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实现个性解放，恢复独立自由的人格。李大钊认为，妇女地位低下、男女不平等的状况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是随着经济状况而变动的。所谓孔子主义、纲常名教、道德礼仪，都不过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动摇，大家族制度也必入于“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11]。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李大钊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调查研究妇女问题的现状，剖析妇女问题的实质，探讨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他说，妇女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方面是全体妇女联合起来，打破“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是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去打破“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12]。这些言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