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近代黄州宗族社会为个案，考察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关系。作者认为清末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使近代宗族社会传统士绅领导阶层出现断层，新文化运动及马克思主义传播又使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从思想上完成对宗族制度的批判，成为农村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农村社会革命实现对宗族制度的物质批判，而它又是清末以来文化冲击的发展。 关键词 黄州；宗族社会；文化冲击；革命；社会变迁 以男性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是传统农村社会的普遍社会组织，它是血缘宗法文化传统在唐宋以后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矛盾对抗下的产物。近代以后，随着外来文化的深入传播与中国现代化努力的不断加强，宗族面临着与血缘宗法文化迥然不同的外来文化冲击，并遭受以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农村社会革命洗涤。那么，文化冲击如何作用于近代宗族社会？文化冲击与近代农村社会革命关系如何？文化冲击、革命又与近代宗族社会变迁关系如何？本文以近代黄州宗族社会为例，探讨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说明近代宗族社会变迁的若干特点。 一、文化冲击与近代宗族社会的抗拒及变迁 近代宗族社会首先面对西方宗教文化冲击。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传教士开始以武汉、九江等沿江口岸城市为中心向黄州宗族社会渗透，黄州地区以沿江口岸城市为中心形成两大传教区：以九江为中心，形成以黄梅、广济、蕲州等地为范围的传教区；以武汉为中心，形成以麻城、黄冈、黄安、蕲水等地为范围的传教区。传教士以城镇或集镇教堂为据点，深入宗族社会传教布道，企图以西方宗教文化驯服宗族农民。 但西方宗教文化并没有真正深入宗族社会内部。尽管教堂常常以物质手段吸引农民，如黄梅县“因为下乡经常闹水灾，有很多灾民过九江讨饭，九江大教堂就利用这个机会，煮粥饭施给灾民，趁机劝他们入教”[①]，但收效甚微，即使个别因此而皈依西方宗教的农民，也会因无法在宗族立足而搬入城镇或集镇依附教堂。黄州的西方宗教信徒并不多，而且大部分信徒聚集在宗族社会边缘——城镇或集镇。广济县天主教在其发展高峰也仅有教徒400余人，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与西南部的城镇及集镇[②]。西方宗教传教活动大多局限在城镇与集镇地区，黄梅县基督教“孔垅教会，每作一次礼拜，有二、三十人参加，大部分是集镇上的人。孔垅东街有三百多户，入教的占二十户左右。”[③] 西方宗教文化未能深入近代宗族社会，乃是宗族文化与西方宗族文化激烈对抗的结果。宗族文化以近祖崇拜为核心，以众多的祖先祭祀活动为其特征，“有家祭，有祠堂之祭，有茔墓之祭。”[④]这种祖先祭祀文化奉始迁祖或先祖为宗族的保护神，祭祀活动上升为“以神尊之”的宗教活动[⑤]。以始迁祖、先祖及高、曾、祖、考为祭祀对象的近祖崇拜甚至发展到“非祖不祀”[⑥]，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西方宗教以上帝为惟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与祖先崇拜，劝人依靠上帝而得救，这就直接与近祖崇拜发生信仰冲突，招致宗族传统士绅与农民的顽强抵抗。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当西方传教士极力突破宗族篱笆时，黄州发生武穴教案、麻城教案、蕲州教案等10起规模较大的教案[⑦]。教案冲突的文化背景即是近祖崇拜的宗族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对抗。1888年11月27日的蓝杰教案更直接是因为近祖崇拜与上帝崇拜的信仰文化冲突所造成，“蓝姓户族以蓝世叨不务正业，弃祖宗而信教，不许其入谱，教士从中干涉，引起民教争执。”[⑧]因此，尽管清朝统治者对西方宗教传播采取放任态度，“内地已有三、四教，复加一教亦无碍”[⑨]，但西方宗教传播始终遭到宗族文化的抗拒，并没有融为宗族社会的另一教，更没有带来近代宗族社会的变迁。 另一种近代文化传播方式——新式学堂教育则深刻影响近代宗族社会。学堂教育本来是传统宗族社会士子士人走向王权系统的桥梁。晚清以后，出现大量以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为主的新式学堂，吸纳大批宗族社会士子士人。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新式学堂成为宗族社会士子士人的唯一出路。湖北在新式学堂教育方面尤得风气之先，黄州各地的府、县、州学也较早采用新式教育，并大量创办各种新式学堂，其学堂数与学生数均居湖北前茅。这些新式小学堂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地开展过新式教育。黄冈吴贡三在学堂中讲授经学、史学、地理、时务等课，以新式教育启迪殷子衡等人[⑩]。而黄州高一层次的中学堂则比较系统地开展新学教育，张知本主持的广济文普通中学堂开设经学、国文、修身、英文、博物、格致、历史、地理等课，基本上以新学教育为主。近代西方科学文化通过新式学堂已经在宗族社会士子士人阶层中广泛传播。 宗族社会士子士人之所以能够顺利接受新式教育，其原因是在于他们长期受儒家正统文化的薰陶，与宗族农民不同，他们具有一定的儒家理性精神与经世思想，这种理性精神与国家意识在民族危机与西方文明刺激下能够与西方文化相沟通，较快接受西方文化观念。士子士人接受新式教育，开始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转变，脱离家——族——国的观察世界模式而代之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批判尊卑长幼的伦理型文化而代之以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政治思想。黄冈熊十力读到新学中的格致启蒙课本及《天演论》，感到眼界大开，如梦方醒，深深佩服“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11]。甚至有不少黄州籍青年学子在由旧式的士子士人转向近代知识分子过程中，成为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革命者，据贺觉非编著的《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介绍，参加组织领导辛亥武昌首义的黄州籍革命志士大多系新式学堂的毕业生、肄业生或学生，较著名的有詹大悲、宛思演、查光佛、田桐、居正、方震、梅宝玑、李西屏、万鸿喈、李长庚、屈子厚、张振武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