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孙中山相继接受近代中等和高等教育、萌发革新与革命思想的地方，是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据以发动中国民主革命的最早策源地。自从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组织乙未广州起义，因失败而被迫离港流亡以后，港英当局对他先后发出的放逐令至少达四次之多。然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始终将香港作为促进中国革命运动的前进基地，孙中山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进入香港，指导党人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遭港英当局放逐之后的香港之行，对华南乃至香港的政治流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5年春夏间，笔者受孙中山基金会的委托，承蒙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坤耀教授的帮助，得以在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大会堂图书馆等处，查阅《mā孖剌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德臣西报》（China Mail）、《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香港近代英文报刊，收集有关孙中山的史料。归来整理所得，计复印有报道和评论孙中山言行的史料数十篇，其中包括新发现的孙中山佚文12篇，可资订罅补漏的同题异文14篇。如果加上笔者先前在《香港华字日报》中发现的孙中山佚文31篇，则在香港近代中英文报刊中已检索出孙中山的佚文及同题异文共57篇。[①a]兹将在香港近代英文报刊中浏览到的有关孙中山遭放逐之后香港之行的史料，作一简略的摘译与论析，以求教于方家同好。 清末孙中山遭放逐之后的香港之行 1895年11月初，孙中山在领导乙未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离开香港，流亡日本。次年3月4日，港英当局应清政府请求，以“总督及行政局认为孙逸仙会危及本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为由，宣布从即日起，5年之内，禁止孙中山进入香港和在港居留。此后，港府还在这项命令期满之后的1902年和1907年，相继重申对孙中山的放逐令。孙中山在清末三度遭到港英当局的放逐，似乎已不可能再到香港，进行革命活动。然而，在革命党人日后的叙述中，却不乏孙中山入港活动的记载[①b]。不过，这些记载均属事后的回忆与补述，当代史家对此多持审慎态度。 1995年春，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举行“香港青山红楼与辛亥革命”研讨会，邀请大陆和港、台学者参加。1896—1911年间孙中山曾否入港活动，乃至曾否到过屯门青山农场，自然成为会上会下讨论的话题[②b]。香港学者吴伦霓霞教授在大会发言时，援引香港早期革命党人谢缵泰所著《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和杨西岩的回忆，指出：“唯一重要的可能性，就是一九○二年的一月，孙中山也许曾踏足香港。……这说法还需查阅其他革命分子的记录，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③b] 笔者受此启发，在当年《德臣西报》发现一则报道，可以证明1902年1月底孙中山确实进入香港，并作短暂居留。这则报道题为《孙逸仙在香港》，载该报1902年2月1日。兹翻译如下： 举世闻名的中国改革家孙逸仙已返回本殖民地。我们通过非官方而又完全可信的渠道获悉，他正和另一位著名的改革家暂住在士丹利街（Stanley St.）。他穿着欧洲服饰，行动颇为自由。他在日本住了相当长的时间。鉴于最近一位香港改革者被绑架，以及一位担任教师的改革者在结志街（Gage Street）被暗杀，他来到如此接近中国的地方，正冒着极大的危险。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进行某种十分重要的活动。我们一度认为，本殖民地曾对他发出一定期限的放逐令，但显然此令已过期。 上述报道证实了谢缵泰于1924年发表在英文《南华早报》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的叙述：孙中山在1902年1月28日抵达香港，居住在士丹利街24号。另据日本驻香港领事稍后的报道，孙中山于2月4日离开香港，乘船前往日本。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称：孙中山此次“赴香港目的是与同志会合研究善后办法。到港后，有引起各国注意之嫌。本人见此情形，认为必须尽快离开英领，数日内别走他处”[①c]。 孙中山此次入港居留一个星期，是在香港政府对他第一次发出的放逐令业已过期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目前可以确定的清末孙中山离港流亡之后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返港居留。在此期间，“行动颇为自由”的他是否去过刚刚辟建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据点的屯门青山农场？这一问题迄今仍为悬案。解答的关键在于发掘当年港英当局跟踪监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档案资料。 除1902年1月底、2月初一度返港居留之外，孙中山还在此前后利用乘船泊港的机会，进入香港水域，在船上会见在港革命党人，指导他们开展革命活动。现有资料表明，清末孙中山遭港英当局放逐之后入港而未登岸的香港之行，共有6次[②c]。其中尤应注意的，是1900年六七月间孙中山两度乘船泊港，在船上与香港革命党人磋商策反两广总督李鸿章、在华南发动反清独立和起义诸事宜。其时，港督卜力（Sir I.I.A.Blake）欲秘密支持此事，以便港英当局从中渔利。7月13日，卜力致电英国殖民地部大臣张伯伦称：“现在我只能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虽然孙已被放逐出香港，但如果他为了与李鸿章会商而悄然回港，最好不要干涉他。”[③c]然而，次日卜力接到英国政府的指示：对孙中山的五年放逐令仍然有效，不可和李鸿章谈及与孙中山合作事。因此，当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人在17日乘船抵港时，香港警方即向他们重申放逐令。当晚，李鸿章奉旨北上，途经香港，卜力仍欲劝其留港与孙中山会晤。次日，孙中山将港督意图告诉宫崎寅藏，并称“期以今日十一时与李密会。李行若止，余亦解保安条例，登岸共与密议一切”[④c]。可是，李鸿章以效忠清室的顾命老臣自任，不肯接受港督的劝留，仍然决定先行北上。7月20日，孙中山乘船离开香港，前往日本。此次孙中山在泊港邮船上停留三四天，是为历次泊港时间最长者。其间他是否一直恪守港府放逐令，始终没有秘密登岸？这一问题，或许也只有发掘当年港府有关档案资料才能得出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