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初以来，《孙中山与中国近（现）代化》逐渐成为海峡两岸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去年恰逢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大陆学界仅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就以类似题材，召开了三个盛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笔者有幸，躬逢广州、上海盛会，在深受教益之余，引发了一些思索。 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成为研究热点，原因不难理解。因为，现代化是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和中国历史前进的必由之路；现代化理论蕴含的科学性、合理性，使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历史的借鉴，需要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孙中山的认识和实践，正好给人们提供了巨大的思想宝库和无穷的感召力量。 但是，如果我们热中有冷，仔细分析研究现状，便会喜中有忧。如有些论文认为，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早有系统完整的论述，只需按图索骥，即可马到成功，甚至超凡入圣，把孙中山的思想和主张一概奉为“现代化”的理论；有些论文尽管爬梳了孙中山的论著，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现代化进行归类，但还停留于整理资料和研究的初级阶段；有的学者却认为孙中山并没有什么关于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理论阐述，无需溢美，甚至怀疑孙中山究竟是不是一位思想家。 这是两个极端。显然，要深化对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就必须进一步审问慎思，明辨择善。 环顾中外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都早於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在西方各国，现代化的步伐在工业革命时代已震动英、法、美三国大地；但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於欧美，并于50—60年代达于高潮。在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起，志士仁人已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进行各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现代性变革，从而启动了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步伐：但中国思想界最早笼统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提法是在1922年，将“现代化”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广泛使用于报刊，则是1933年《申报》发起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和1935年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争论。 理想主义和务实精神的水乳交融，是孙中山鲜明的性格特征。孙中山不是一位学者型的思想家。就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研究考察，他的主要贡献不在坐而论道，而在身体力行。孙中山虽然一辈子在为“顺应世界的潮流”、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而思考和奋斗，承担着开拓者披荆斩棘的重任；但由于中国历史条件的不成熟，社会发展的低水平，以及世界范围缺乏可以借鉴的理论参照系，因而孙中山还没有来得及也不可能从现代化的理论视角，为中国人民留下系统的专门著作。这是历史的遗憾。由文献记录看，人们只能在1922年10月4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4期上，见到蔡和森转述的孙中山那时“熟虑过的意见”，即认为目下中国正处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但并未对其涵义作具体阐发。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尊重事实，既不苛求於孙中山，但也不能把他的思想过于现代化。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在散见於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重要论著中，孙中山对于中国政治近代化、经济近代化、文化教育近代化，几乎作了呼之欲出的全方位的目标设定；尤为可贵的是，这些思想主张又和当今现代化理论所确定的基本指标体系，有许多的不谋而合之处，表明孙中山不愧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一身二任的不朽的伟人！ 国家独立，主权在民，是孙中山对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目标定位；振兴实业，均富大同，是孙中山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目标定位；融贯中外文化，以教育为立国之体，将“改造人心”视为“国家的基础革新”，是孙中山对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目标定位。上述论断，是我们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总结孙中山的历史活动与社会实践，把他一生的革命事业置於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过程中加以考察而得出的历史认识。这种实事求是的历史认识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非从天而降，突然冒出，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强烈的民族心愿；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正是当年孙中山和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近代化建设的继续。前人在推进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不仅为后人创造了成功的历史经验，也给后人提供了可贵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科学地加以总结，认真地引为鉴戒。 例如，现代化理论把民主化和政治参与大众化，视为各国政治近代化的核心。孙中山以“取法乎上”的恢宏气度，比较古今中外，坚持主权在民；五权宪法的定标，更是源於两方而又力图“驾乎欧美之上”。但在中国要实现这一点，却不能不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艰巨的历史过程。“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孙中山之所以撰写《民权初步》，具体而微地“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其苦心孤诣即为循序而进，努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搭建一条“登高自卑”的阶梯。 又如，现代化理论把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看作各国现代化事业的基础和成败的试金石。孙中山不仅大声疾呼，“振兴实业”乃“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民生主义的目标是“同富同乐”，而且在《实业计划》中，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了富有远见卓识的总体规划和具体设计，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伟大构想。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实业计划》的同时，又不能不科学地、理性地加以审视。当学者们反复引证孙中山关于引进外国资本、外国人才、外国方法，通过“开放主义”来发展中国经济的言论时，不能忘记，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文原名《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中，有针对性地发表这番见解的。后来，孙中山在1921年3月6日谈到《实业计划》时也曾明确地说：“这本书的主张，是借用外资从事生利的事业。”（《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因而决不能以偏概全，将引进外资外才夸大为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办法。至於建造十万英里铁路、构筑六大系统的计划，除了它具有系统性、合理性、预见性和可行性而外，无庸讳言，由于缺乏充分和可靠的地理信息、基础资料以及采取按土地面积与人口确定应建铁路里程的简单算式，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随意性和非科学的成分。对此，我们不能一味拔高。其实，孙中山在《实业计划》自序中早已说明：“此书为实业计划三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告诫后人“幸毋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