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发展靠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共同合作。政府的行为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进展。”[①]但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干预的程度怎样才为合适、怎样处理经济发展和经济平等的矛盾？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干预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关键词 梁启超 政府干预思想 一、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 政治和经济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同时政治积极影响经济，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起主导作用。梁启超十分重视改良政治与发展实业的关系。他说“生计现象与政治现象常刻不可离。”[②]从消极的方面看，政治改良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政治不良，实业万无能兴之理”[③]，主张仿效西方进行政治改革，建立以国会和责任内阁为标志的立宪政府，并把这看作是中国实业发展的第一条件；从积极的方面看，合理、恰当的政府干预可以极大地推动实业发展。“民智未开，群力未团，有政府干涉之驱策之，其发荣增长，事半功倍。”[④]他积极主张在建立良政府的前提下，实行保育政策，以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保育政策，对放任政策而言之也。”[⑤]保育就是国家干预，它是与经济自由相对立的思想和主张。梁启超提倡保育政策除了受二十世纪初日渐兴起的国家干预思潮的影响外，在其思想中还包含了以下的认识因素。 国民素质低下的结果。梁启超认为，一国的经济政策究竟适于采取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当以国民发达之程度为衡”，即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这正如儿童过早或过迟地离开“父母之顾复”，都不利于其健康成长。治国也是这样，国民愈幼稚、素质愈低下，政府应干预范围就愈大、程度也愈深；“愈进焉，则其事愈减，而后此保育递减之率，则恒视前此所施之保育为反比例”。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欧美十九世纪的盛行正与其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政府干预政策有关，是享“数百年保育之功”[⑥]。以近代欧美的国民素质衡量当时的中国人，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乏组成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必须具备的十二点基本素质（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思想、自尊、合群、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精神和自我修养）。中国国民有四大缺点（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脆、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阙）[⑦]、六大劣根性（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⑧]。这些缺点和劣根性是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不相容的，是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容的，必须加以改变。 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比较中西经济发展的历史，梁启超指出，近代中国的经济与欧洲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状况不同。那时的欧洲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对经济干预过多，“行之太过”，物极必反，故有采取经济自由主义的必要。但“吾国政治之弊，不在繁苛，而在废弛。”[⑨]繁苛是干涉的结果，废驰是放任的必然。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弊端恰恰就在于放任过度。他评述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说“斯密之言，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也”[⑩]。他主张中国采用一种类似于欧洲十六、七世纪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将国民打成一丸，以竞于外”[11]。 国家竞争的必然。近世的国际竞争是一种国民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人民“一面为独立自营之个人，一面为通力合作之群体”，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一面当“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一面当“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12]。所谓“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就是政府干预。在近代从没有完全离开政府参与的国际竞争。近代的国际竞争从表面上看是“各国人民之与他国人民交涉”，但实质上“恒持国家质乎其后”。国家“整备机关以资人民之利用”和兴办“为个人之力所不能举”[13]的公共事业，可以起到增强国民竞争力的作用。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在殖民地与宗主国、半殖民地与奴役国的表现比列强相互之间更为明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在西方已膨胀得开始腐朽，在中国却苦于稀少而追求。当时中国本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足4.5%，资本主义弱小，深受各种阻碍，无法正常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资金缺乏，外有挟持种种不平等条约的资本雄厚的外国在华企业的竞争，内有苛捐杂税、封建顽固势力、狭隘的小农意识等的阻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良政府、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有力政府的干预和保护，需要这个政府在诸如“关税之保护、特别国产之奖励、货币之统一、金融机关之设置调剂、发明技术之示范改良、工场之整理、移民之输送保障、高等教育之普及、大都市之建立”等等方面发挥国家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些奠基立业的工作如仅靠私人力量和市场自发调节，不是“废而不举”[14]，就是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梁启超的政府干预思想正反映了处于困顿中的中国资产阶级企图借助国家力量克服阻力、自由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意图。 政府干预与经济自由是西方从资本主义萌芽以来几百年间相互对立、互为消长的两大经济主张。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政府干预无论在学术上或政策上都占垄断地位。之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学说摧毁了其垄断地位——它以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为形式，以要求资本主义自由畅通地发展为内容，彻底扫荡了西欧、特别是英国所奉行的重商主义学说对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阻碍。从亚当·斯密开始近一百年间，经济自由学说作为产业资本的哲学同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取得了同步发展的巨大胜利。十九世纪是经济自由主义无可争议的统治时代，“百年以来自由竞争一语，几为生计学家之金科玉律”[15]。但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经济干预的思想和主张日渐抬头。到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已明显地感到欧洲“保育主义复骤昌”[16]。他在这形势下提倡政府干预，明显受当时欧洲经济学说这种变迁趋势的影响，带有趋时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趋时并非盲从。从中庸、调和的传统哲学出发，他认为极端的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双方“不相妨也，适相剂也”，主张“个人自治与国家保育宜同时并举，划出范围，而于范围之内，各务扩张其分度”[17]。梁启超的政府干预思想在主观上反映了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济自由主义仍占上风、同时政府干预主张日渐兴盛的形势下，企图将双方折衷、结合，尽快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