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使才薛福成

      一、“弱国无外交”历史条件下的外交人才

      清政府派遣常驻外国的使节，始于1876年，[①]从这时起，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薛福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890年受清政府委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1894年离任。时间并不算长，但被时论认为是晚清时期派出驻外使节中的佼佼者。如说：“中朝自简使出洋以来，轺车络绎，而识者推不辱君命之才，必曰曾薛。”[②]或说：“数十年来，称使才者，并推薛曾云。”[③]在这类评论中往往薛、曾并称，曾指曾纪泽。曾纪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需要另作评述，这里只谈薛福成。前人称薛福成为“使才”，自有他们的标准，薛福成本人在评论“光绪初年以来出洋星使”时，把他们分为十七等，[④]也有他自己的标准。我们在衡量薛福成是否够得上“使才”的时候，还必须以我们评论历史人物的尺度重新考察一番。结论是尽管我们和前人评价标准不尽相同，但薛福成确实可称为“使才”，即那个时代有作为的外交出使人才。

      也许有人提出疑问说，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时代，在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灾难深重的中国，由腐败并屈从列强的清政府派出的驻外使节，能够有什么作为呢？是的，在那时的条件下，他不能扶大厦之将倾，解救民族的危机，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改变被列强压迫的现实，其作为是有限的。但并不是说那时的驻外使节只能无所作为，他们的工作和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他们为捍卫国家利益，推动国家进步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去不懈地奋斗，仍然可以作出有益的贡献，薛福成正是这样做的。他有爱国的热忱，有敏锐的识见，有实干的才能，有可纪的业绩。即是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一个难得的“使才”。

      二、洋务、海防到出使

      薛福成的外交生涯，只占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在此之前，他还有一段漫长的经历。回溯一下这些经历，有助于了解出使时期同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变化。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183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士族家庭，幼年和青年时期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等前所未有的时局变化。他自幼勤学苦读，但在21岁考上秀才后，便在科举场中屡次落第，这却促使他这样一个立志建功立业的青年从八股文束缚下解脱出来，转向“经世之学”，他留心天下大势，目注时局风云，在刻苦学习和实际观察中汲取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开阔了视野。1865年27岁时他将自己对时局的意见写了一份成言书呈交当时正“贴榜招贤”的钦差大臣曾国藩，曾国藩看后“嘉赏无已”，便延揽薛福成进入他的幕府。他在曾国藩幕府中为时7年之久，从经办文稿，接触实际事务，如“兵事”、“吏事”、“饷事”，直到刚开展起来的“洋务”，使他增加了多方面的知识和阅历。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薛福成一度在苏州书局工作。1874年即光绪元年薛福成应清廷求言的诏令，提出了“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的《治平六策》和包括“择交宜审、储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筹、水师宜练、铁甲宜购、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的《海防密议十条》，广泛涉及内政外交的诸多问题。他的建议得到清廷重视，把它交给政府各有关部门核议，薛福成也因之声誉雀起，接着就被李鸿章延聘入北洋幕府。在这段时期，他参与的涉外问题谋划中，有两件事为人们所称道。

      一件事是抵制英人赫德任总海防司。中国的海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为西方列强所支配。赫德在1863年继英人李泰国任总税务司（此后把持这个职位达45年），沿海沿江重要商埠的税务也全由赫德委派的外国人掌管。他凭借海关财权，势熖烜赫，“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名义上是清朝的大官，实际上是外国侵略势力的代理人。但赫德并不以控制清朝的关税为满足，1879年他借为清政府向外国购买船舰以建立海军的机会，提出了设立总海防司并由他兼任的计划，企图攫取中国海防和海军的领导权。这一计划已基本上为清政府接受，并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文向李鸿章等有关要员征询意见。在李鸿章幕中的薛福成得知此事，感到十分忧虑和愤慨。他上书李鸿章表示强烈反对。他说“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他又为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剖析利害说，一旦赫德登上总海防司这个职位，就可以“借总理衙门之权牵制南、北洋；复借南北洋海防之权牵制总理衙门，南、北洋不能难也，总理衙门不敢违也，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如今日之可驭矣！”[⑤]在指出这样做的后果会造成权柄潜移的危险后，他又考虑到李鸿章不愿公开出面反对的心情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经基本同意的情况提出了如何挽回此事的策略，说如果这件事已有成议、难于更改，可以对赫德说，军事不能遥制，他必须亲赴海滨去专门管练兵，他担任的总税务司一职，必须交给别人。他估计：“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这样就会使“其议不罢而罢”。[⑥]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在权衡利害之后，采纳了薛福成的意见，如薛福成所料，赫德不肯放弃他经营多年的总税务司一职，设立由他兼任的总海防司一事也就告吹了。这件事反映了薛福成反对大权旁落于外人之手的立场和应变的机智。赫德后来大概知道他做总海防司的美梦推原起始是被薛福成打破的，他对薛福成显然流露出憎恶的感情，当薛福成后来出任四国公使时，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虽然承认薛福成“有头脑、希望进步”，但接着就诋毁说他“没有风度，没有拥戴者，没有影响，他不是我会选作出任此职的人物。”[⑦]薛福成不是赫德这个外国侵略势力代言人中意的驻外使节，反而给薛福成增添了光彩。

      另一件事发生在此之前。1875年英使馆派出翻译马嘉理去接应以勘探为名实为侵略开道的英国“远征队”，在云南边境为当地群众所杀，英公使威妥玛借“马嘉理案”向清廷提出各种无理要求，并以下旗绝交甚至以战争相威胁，问题久拖不决，1876年李鸿章奉派作为“全权便宜行事”的大臣前往烟台谈判。薛福成曾就此案的办理方针向李鸿章提出过一些重要建议。主要内容是对威妥玛的威胁要挟，应采强硬态度，“析之以理，勿稍迁就”。应部署军队，各省设防，组织民众，作好战争准备。这样“以拒为迎”，“议和或易为功”。[⑧]薛福成的这些建议和清廷的屈服妥协方针是有所不同的。但在有些关于薛福成的论著中叙及此事却似乎是李鸿章接受了薛的建议，最后“威为气沮，而事逐定”。[⑨]好像经过斗争，英帝国主义的代表终于作了让步。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李鸿章并未接受薛福成建议中采取强硬态度和作好战备等主要内容。李鸿章在前往烟台与英方谈判时曾向慈禧称：“时势艰难，度支患匮，若与西洋用兵，其祸患更有不可测者”。[⑩]并要慈禧“扩怀柔之大度，屏悠谬之浮言，委曲求全，力持定见。”[11]这是正合慈禧心意的，此前慈禧已派赫德赴上海会晤威妥玛以求“转圜”，而赫德的建议是要清政府“善让”否则谈判只能枉费功夫，[12]慈禧要李鸿章参照赫德意见行事。所以李鸿章是本着妥协的方针去谈判的。结果签订的《烟台条约》几乎完全接受了威妥玛的要求，大大扩充了英国在华的侵略权益。威妥玛并未为之“气沮”，而是中国外交又一次严重失败。所以在肯定薛福成的建议与清廷的妥协方针有所不同时，对这些建议所起的作用应当如实估计，不应虚美和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