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社会改革思想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鹏鸣 本校史学所博士,现为北京人民出版社史学编辑

原文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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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魏源的社会改革理论系统而又具体。他从历史变易的角度出发,以充分的论据,周密的推理,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变易和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打破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思想,为此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工作;他重视改革时机的选择和人材的培养,反对不讲策略的盲目行动;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提出改革的目的应对国家、人民有利,反对借改革之名,行害民之实的错误做法。魏源有关改革的这些论述,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或不足,但解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并且在具体实践上,大都收到显著实效。

      关键词 魏源 社会改革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任知州、知县等职,是我国近代地主阶级的改革派。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新旧矛盾层出不穷,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挽救地主阶级的统治,魏源和他同时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起,积极倡导社会改革,一时改革思想蔚然成风。周济(1781—1839)、龚自珍(1792—1841)、张穆(1805—1849)、何秋涛(1824—1862)等人正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改革思想之所以在此时蓬勃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儒家《六经》,尤其是《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变易思想,以及今文经学中的变易思想,为要求改革的思想家提供了理论武器。第二,清朝中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强烈地动摇着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国外,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以鸦片贸易的方式,疯狂掠夺中国的财富,导致中国出现“银荒”现象,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地主阶级中一批有识之士积极要求变法改革,增强自身实力,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抵抗列强的侵略。第三,改革思想的兴起,也是资本主义幼苗发展的要求。自明朝中后期萌芽的资本主义,历经一二百年的发展,在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激化下,资本主义幼苗已破土而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求削弱乃至推翻封建政权的统治,初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幼苗主要的要求是在经济上取消封建关卡,便利商品流通。但是,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各地阻碍商品流通的封建关卡不会自然消失,一批带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思想家,针对这些情况,为了便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种种改革之道。因此,改革思想在清朝中后期已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重要代表人物的魏源,有着系统而又丰富的改革思想,研究他的改革思想,对于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无借鉴作用。

      一、“无穷极不变之法”

      魏源以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①]他根据《史记·天官书》的记载,对照当时的天文现象,发现有些星古有而今无,有些星古无而今有;不仅如此,古时“天差”与当时也不同,由此他得出古之天,不同于后世之天的结论。他对照古史关于荥泽、巨野、济水等方位的记载,发现与当时方位皆不符合;更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理改变,这使他认识到古代之地不同于后世之地。针对“下士”“俗儒”不知地理变迁而妄发议论的现象,魏源列举长江、汉水、湘江、鄱阳湖、洞庭湖等水道变迁情况,证明“经中之地理异于今日地理”[②]。

      接着,魏源又从各地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上,论证古人皆不同于今日之人。他说,三楚之人今天不再留着长胡子,勾吴之人也没有纹身的习惯,淮徐之人不再被人称为戎夷之种,伊川人也不再披发,因而魏源认为这是“人变于古矣”。魏源还发现古代人们的食物如麻、菽、亨葵之类现已不再为人所食;古代所衣之布为麻葛所织而成,而现在却为棉花所织成;古代的货币只用黄金而无白银,现在却广泛地以白银为货币。由此看来“物迁于古矣”。

      魏源不仅认为天、地、人、物都在时刻变化着,而且认为人类社会也在时刻变化着,他将历史现象比喻为一大奕局,千变万化,“自三代之末至于元二千年,所谓世事理乱、爱恶、利害、情伪、吉凶、成败之变,如奕变局,纵横反覆,至百千万局。”[③]至于作为现实反映的文化,也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④]礼乐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魏源还继承了龚自珍:“史例随代变迁,因时而创”[⑤]的理论,认为史书的编写体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说:“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⑥]所以,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不论是物质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整个世界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

      魏源认为世界的这种变化是历史大势所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是祖宗,“圣人”,抑或是天地都不能阻挡这种变化。他列举历史上“圣人”废肉刑、改选举、变封建的事例之后指出“圣人”只是顺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天下大势所趋,圣人即不变,封建亦必当自变”。[⑦]有时他又将“大势”称为“运会”,“运会所趋,即祖宗亦不能不听其自变。”大势所趋之下,虽天地亦不能阻挡,远古历史之从“天治”到“人治”就是如此,“以人治不复以天治,虽天地亦不能不听其自变。”[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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