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本文借助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匹兹堡大学的图书资料，对我校历史系应用考证方法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了经验总结。首先，论述了考证学自古迄今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最终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其次，阐明了考证学的准则是“实事求是”。再次，就七个方面，举例概括了应用考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验。最后以“古为今用”为结语。全文构成了一个学术体系。 考证，一称考据，又云考订，或言考索，亦作考核，是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始于孔门，盛于宋，大盛于清，更盛于近世，而且被国际汉学家所共同运用。考证的内容，总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新陈代谢，它作为方法，也随着新材料、新科技、新观念的出现，而发展得愈益精密和完善。我国自古迄今的杰出历史家都长于考证。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也需要考证。 一、考证学的发展 清儒钱大昕为其先辈阎若璩作传云：“平生长于考证，遇有疑义，反复穷究，必得其解乃已。”[（1）]这说明了考证的基本功能是查明事实，释疑解惑。它包括订误、辨伪等方面。 《吕氏春秋》卷22的《察传》篇记孔门弟子卜子夏订正读史伪误的故事：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后出的《家语》也载此事。它是考证的萌芽。其方法是发现矛盾，查明事实，解决矛盾。 宋代学术超越汉唐。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言：“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2）]其最突出的成果为司马光及其助手所撰的《通鉴考异》。 钱大昕《续通志列传总序》云：“司马光之《通鉴》，别为《考异》一书，参诸家异同，正其谬误。”[（3）]《通鉴考异》采用比较法。由于历史事件虽只能出现一次，而记载却往往有多种，以故我们可以也必须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得近真的结论。这是考证史料的科学方法。傅斯年《史料论略》说：“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了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4）] 最早应用石文考史的也是宋人，如欧阳修撰《集古录》，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盖即近世“二重证据法”的滥觞。 明中叶以后，考证之风勃起。陈第作《毛诗古音考》，始把考证方法条理化，“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其后顾炎武采用此法，撰《诗本音》，探析古韵，开有清一代研究古音学的先河。 再后，戴震治训诂学，提倡以字书与经籍互证，所谓“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戴氏《尔雅注疏笺补序》云：“《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5）]其徒段玉裁即本此法，撰成《说文解字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言：“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这就是顾戴诸大师所倡导的考证方法。阎若璩、惠栋等以之辨《伪古文尚书》，钱大昕、崔述等以之考史，程瑶田等以之释古代名物，高邮王氏父子以之释经传虚字，清末沈曾植等又以之研究西北地理等。正如王国维为沈氏所撰的70寿序所云：“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之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广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6）]王氏所说的方法，即是考证。考证学遂成为清学的总称。《清代学术概论》又言：“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 但是，考证仅是治学的初级阶段，不是治学的终极。司马光如果只完成了《考异》，便不能通古今之变，资后王之治。朱熹《答吴斗南书》有云：“论为学，考证已是末流”。朱氏的根本之学乃是义理之学。原来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清代考证之学盛极一时，但其弊则为专事考证而弃义理；以复古为目的，与日新月异的人事脱节。于是就在乾嘉之际，即有较有远见的考证学者对此表示异议。 翁方纲《考订论》（上）之一云：“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考订者，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辩之是炫，而于义理之本然反置不问者，是即畔道之渐所由启也”。[（8）] 汪廷儒《广陵思故编》辑焦循与王引之书云：“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名目，以时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许郑一言必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词。窃谓此风日炽，非失之愚，即失之伪。”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知识界奋起发动变法图强的救亡斗争，对钻研故纸堆的考证学日益不满。《汪康年师友书札》（二）辑梁启超于戊戌维新时与汪氏书，严词斥责：“考证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 也就在列强政治文化的冲击下，知识界把古老的考证学推向前进。受欧洲进化论的刺激，康有为等开始断定经籍所载的唐虞盛世乃是孔子等思想家所假托的，并非事实。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云：“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9）]。
